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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活鲜活（第1页）

一个主持人要是不想死，就得把话说活。对于你而言，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一定也有想要把话说得好听的愿望。

这里的活，就是鲜活。说出来的话要像自己长了脚似的，径直往对方脑子里面钻，不但要钻进去，还要不肯出来。回想一下那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语言和说话的人，是不是发现真的是这样的道理？

“嗒嘀嗒，嗒嘀嗒，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这个声音应该不陌生，这是那个时代最火的儿童广播节目《小喇叭》的开场曲。《小喇叭》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个广播节目长大的。

《小喇叭》里，我最喜欢的是“故事爷爷”孙敬修讲故事的版块。那时候，每到晚上8点，大院里所有的小孩都会端坐在收音机前，就是为了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当时我听他讲的《西游记》简直如痴如醉，半个小时眨眼就过去了，怎么听都听不够。我那时就在想，孙爷爷怎么讲得这么好听，他真是太厉害了。

长大后，当我自己也成为一个以说话为职业的主持人之后，我开始从更深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孙敬修讲的故事那么受欢迎？当然，这跟那个时代匮乏的广播节目不无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因为他讲得太生动、太鲜活了，故事里的每个角色在他嘴里都是活灵活现的，小朋友们仿佛身临其境，自己就变成了故事里的美猴王。

所以，当很多人在探讨说话有什么技巧、怎样做才能吸引人的时候，我觉得把话说得生动、鲜活本身就是一种技巧，而且是很高超的技巧。那么，生动、鲜活的语言技巧又从哪儿来呢？细节就是关键。孙敬修为什么把《西游记》讲得那么好，那是提前做足了功课的，不仅要阅读原著和大量的同类出版物，还要根据孩子的喜好把故事改编好，最后才呈现出节目最精彩的样子。

很早之前，我采访过一个矿工叫杭平。当时矿井发生了安全事故，他在井下被埋了33天13个小时，十几个弟兄都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33天13个小时，一个人究竟是靠什么撑下来的？

采访他的时候我觉得很艰难，他性格比较温和，不怎么爱说话，几乎是你问一句，他答一句，有时候你问两句，他也只回答一句。

我和现场的医生说，他应该是我遇到的最难采访的对象。

医生说：“幸亏他是这个脾气秉性，要不然他在井下根本活不了近34天。像你崔永元这样的，肯定喊有人吗，有人吗。没人，咣！就撞墙了！”

后来我抛弃了任何技巧和预设主题，直接问杭平：“为什么你可以在井下坚持近34天，究竟是什么信念在支撑着你？”

他说：“我父亲在井上面等着我呢。”

就这一句，特别打动我。

《林海雪原》里最经典的桥段非智取威虎山莫属，“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杨子荣的这两句台词可谓家喻户晓。在后来改编的京剧和电影里，杨子荣基本上都是用黑话来跟土匪们过招的。其实，真实的杨子荣口才更是了得。那时候小分队去剿灭一个400多人的土匪组织，打到山门了，对方要求谈判，杨子荣一个人进去了，枪都没带。到了里面，他开始给那些土匪讲利弊，说：“要打可以，我们的炮和机枪都在外面；不打也可以，你们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可以让你们走。”最后，杨子荣把那些土匪都说服了，一个也没走，一枪未打就结束了战斗。

现在都在提倡宣传英雄文化、红色文化，我对此非常支持，但同时我也有点儿着急，因为他们讲的故事都不够鲜活。其实这些英雄原型的故事要比电影里演的还精彩，比如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的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人打死杨靖宇后，剖开他的胃，发现里面都是草根、树皮和棉絮，所以日本人都觉得他实在太了不起了。但实际上，故事的真实情况比这还要惊心动魄。

当时杨靖宇的部队就剩杨靖宇一个人，他往山下走，正好碰到一个老乡上来打柴。杨靖宇很警觉，趴在那儿不动了，僵持了一会儿他看清对方是个老乡，就放松警惕走了过去。他给这个老乡钱，让他给自己买点吃的，这个老乡问他是不是抗联的人，他说是。这老乡就劝他投降，杨靖宇皱着眉头想了想，接下来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老乡，咱们要是都投降了，中国就没了。”

然后他就坚持让老乡给他去买吃的，这个老乡见说不动他，只好拿着钱下山了。

下山之后，这个老乡就主动过去跟日本人说山上还有一个抗联的人。日本人问那个人什么样，老乡就描述说，那个人个子很高。这一下，所有人都知道那肯定就是杨靖宇了。于是，日本人和那些抗联的叛徒就顺着老乡指的路追了过去，最后把杨靖宇围到一棵树底下。抗联的叛徒就一直劝他一起投降。可是杨靖宇一句话也不说，其中一个叛徒抬手打了他一枪，日本人又逼着其他叛徒一起朝他开枪，杨靖宇就这么牺牲了。所以，真实的情况是，杨靖宇不是被日本人打死的，而是被叛徒们打死的。

故事很精彩，但让我感动的是杨靖宇对老乡说的那句话：“咱们要是都投降了，中国就没了。”其实我们听那么多故事，无论情节多么波澜壮阔，能够打动我们的也就一两句话。杨靖宇说的这句话，现在听起来都会让我感到心潮澎湃。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鲜活生动的好故事挖掘出来，用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生动地讲给年轻人听。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让他们知道那些英雄都是立体的人。假如他们生活在现在，他在班里是体育课代表，会是好样的；他是学校足球队的先锋，也会是好样的。这样的人，我们没有理由不喜欢、不崇敬。

前段时间萧军的孙子萧大忠想找我拍个戏，他想把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这两部小说融合在一起，新创作一个剧本，描写抗战的故事。他把这个想法说了之后，我们就探讨应该怎么改才更好。他走了之后，我就把所有关于萧军的书都找了出来。

萧军的小说里经常出现这样一类人物——土匪。这些土匪形象集中代表了萧军对于英雄的认识。当然，说土匪这一形象是萧军小说中特有的并不准确，因为在同一时期，东北作家中写过土匪的人有很多，比如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和《遥远的风砂》，比如舒群的《誓言》和骆宾基的《边陲线上》，等等。但是，能够生动细致地刻画出东北土匪群像的则非萧军莫属了。

萧军之所以对土匪这一形象如此偏爱，跟他的亲二叔就是土匪有很大关系。我在翻看萧军的这些小说的时候，发现了他的长篇小说《第三代》，书中塑造的土匪刘元身上就可以看到萧军二叔的影子。书中描写刘元是个小白脸，戴着眼镜，很有文化的样子，但人却特别狠。因为老出去赌钱，后来还不了赌债，直接上山占了个山头当了土匪，很厉害。书中还写了另外两个人，这俩人是兄弟，在家里总打架，打起来就直接操菜刀。打完之后两人头上都是血，这时候，他们的妹妹端着菜进屋了，就说你们打什么呀，赶紧坐下吃饭。结果俩人头上脸上的血都顾不得擦，就直接坐那儿倒上酒，一碰杯，开始吃饭，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

后来，我把这些情节跟萧大忠说了，他都听傻了。我说你看，这情节多棒啊，比你选的那两本小说都精彩多了。这种有血性的人要是合起来打日本人，你想想得是啥效果？所以我想把这本小说拍成电影，拍到日本人没来之前，就拍这些人在做准备，等着日本人来的时候怎么跟他们干。其实小说里并没有写这些人最后跟日本人是怎么对峙的，却写出了那股劲儿，这种生动和鲜活就足以打动你。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谈话技巧，其实无论是往前一步，还是往后一步，也不管这里面有多少技巧，如果你能把它变成真诚的表达，让别人听起来情真意切，那么大家就听得进去，并且愿意接受。

再讲一个故事，欧阳自远是登月工程的总工程师，我听过他的演讲，特别有趣。比如有一次演讲的时候他说，他们在实验的时候，知道爆炸压力能产生钻石，所以就提前往里放了石英。爆炸结束以后，他们穿着防辐射的衣服进去，然后发现那个钻石真的非常漂亮，比市场上卖的漂亮不知多少倍。我问他为什么不拿出来，他说不能拿出来，因为有辐射。还说，这只是他们在枯燥的科研中找的一点小乐趣，并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他们实验并不是为了这个。童心未泯，令人羡慕。

后来他又说，当时美国总统访华的时候送给咱们国家一件珍贵的礼物，就是月球上的一块土。当时国家就把这块土交给了他们这个团队，他们就开始研究这块土的成分，研究好之后，把研究报告交给了美国。当时中国人真傻，也不知道留点儿心眼，结果美国人一看惊呆了，说中国人用那么简陋的仪器居然能研究得这么清楚，所以再不敢给什么东西了。欧阳自远说：“后来我们也学明白了，不能表现得太聪明，要不然人家就啥也不给咱们了。”

现在回想起他那次演讲，主题是什么我早忘了，但他说的钻石和月球土这两件事却一直让我记忆犹新。因为他说这些的时候，没把台下的观众当外人，就像在跟内行人聊天一样，既生动有趣，又亲切自然。

细细想来，我们说过，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真诚就非常有效。现在，当你希望引起共鸣的时候，鲜活就能打动人心。说话这件事儿，挺简单，千万别想复杂了，不需要像舞台剧一样字斟句酌、抑扬顿挫，也不用像文学著作一样多在乎前情铺垫和起承转合，就是用最生活化的方式讲述最真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