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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子不多（第1页）

非常有幸，我认识了王家卫导演。前一阵儿他监制了一部电影，快上映的时候特意找我主持开幕，我说为什么是我，他说因为讲的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

前年，他从我这里拿走了一个故事版权要拍成电影。可一见面，他从来不给我讲故事走向，而是一直在构建时代背景。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搜集整理各种各样的资料，梳理盘根错节的线索，分析这个时代背后存在的可能性，并为此极其激动。他还留给我一个任务，寻找当年的资料。转眼两年过去了，别说电影没看见，连个剧本都没有，不过王家卫拍电影好像一直没有剧本。

故事的版权期是5年，有一天，他跟我说：“小崔，很可能5年过去了，我还没开始拍呢，到时候我们得再续。”

现在人们眼里，说话常常是一件必须用效率来衡量的事情，如何快速说服别人，如何当场感动客户，如何马上获得认可，好像来自别人的认同无比重要。这个时代很快，非常快，快到电影项目要压缩到两年，甚至一年。可是对于王家卫这样的人来说，怎么可能呢？他们要构建的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个时代啊。

但恰恰是他的这种慢让我慌张起来。就像《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书，年轻的时候读得很快，会觉得就只是一个爱情故事，等到自己年纪渐长，有了生活的阅历之后再慢慢品味，才发现原来里面根本就是人生。

这个就是时间的力量。时间是洪水猛兽，也是解开问题的答案。

20多岁的时候，觉得一切都可以，都来得及。50岁之后，发现时不我待。我家的卧室里有非常非常多的书，我连翻都没有翻完，因此常常和朋友开玩笑说，摆在那儿就像是一种行为艺术。但是真的很怕，很怕还有这么多好的东西还没有看完。

南唐后主李煜喜欢纸，为保存好纸，专门修建了储存的房屋，名为“澄心堂”。和我们今天所用的纸张左右晕染不同，澄心堂纸会上下分层，非常可惜已经失传了。我有一个朋友叫贡斌，他听别人说起这种纸，就中了魔，发誓一定要重新做出来。很长很长时间，他一心都扑在了这件事上，直到有一天阿城先生去了他家，从垃圾桶里发现了他之前以为失败扔掉的一张纸，说：“就是它，这就是中国纸应该出现的效果。”

这么多年，见过名利场，丢掉了胜负心，作为一个散淡之人，他趴在地上号啕大哭。

因为，那一瞬间，他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可以从此结束了。”

后来他们办了一个展览，叫“汉纸越千年”。你可以想象，纸造成了，静静地躺在屋角，贡斌和孩子们睡去了，蔡伦来了。

澄心堂纸以前是卖不掉，因为特别贵，现在是买不到，因为已经被各大博物馆收藏，用来修补古画。据说一张价格可达七八万元。

他送过我一张，我直接就给用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真的吓了一跳，所有的叠笔都能看到，所有的痕迹都有保留，突然就很感动，原来我们的祖先早已经用他们的方式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只是我们渐渐把这些弄丢了，好在还能找回来。

他把帮过他的人的名字都文在身上，我的名字也在上面。

“将来我一死，就把皮剥下来，保存起来。”

这么看，好像都是一些不合时宜的人，但他们活得很快乐，而且是一种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的快乐。

你也能看到他们身上真正打动人的地方：他们好像都没那么着急，就按着自己的节奏慢慢找答案，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艺术是孤独的、艺术家是孤独的，其实大多数时候他们超级幸福，因为他们从来不怕慢，要的也不是一城一池。

我记得之前看过杨丽萍的一篇文章，她说家附近有一片竹林，下过雨之后地上会有积水，她光着脚在上面旋转、舞蹈，有时候地上有泥，转圈就会很顺当，从来不摔倒，她希望自己一生就这么旋转。

真美啊。

我不是艺术家，我们中的大部分都不是，但是多幸运能够见到这么多这样的人在这么活着。我今年55岁，已经进入人生后半程了，真心希望自己接下来所做的事都能由心而发，是新的尝试。

我们永远做不到为大众活着。

现在我还担任一个职位，每次介绍到一半大家就笑，叫中国电影家协会收藏工作委员会主任。今年改选，我说好歹换一个人吧，但就是换不了。实际上选我的这一百多人，全部都是狂热的电影收藏爱好者，几乎每个人家里都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最少的也有20台放映机，多的上百台，你说留着这些能干吗呢，什么都干不了，就是活一个尽兴。当然有尽兴也就有战战兢兢，其中一个哥们儿，收藏了几百台电影放映机座机，特意在苏州租了一个仓库，一打开里面跟兵马俑似的。他老婆到现在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儿，如果知道非得疯了不可，所以我们私底下经常威胁他，“不然就给你老婆打电话”。

这些人特别特别可爱，不爱吃不爱喝，穿的衣服也都没什么特别好的，把钱全部放到这上面，就图一喜好，也没想着要和别人多不一样，但很容易就被定义成“图什么呀”“有点儿偏执”，不然你说你买这么多能干什么吧？

“这样的人多吗？”

“多呀，一百多个呢。”

“放散了看呢？”

“那肯定是不多。”

疯子嘛，怎么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