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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监狱里关押的人全部被杀害。有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是被用来做人体实验的“材料”，当时被收容在四方楼监狱里的有400余人，估计全部是用氯气杀害的，并就地在建筑的天井中焚尸。然后装在草袋中，大部分运往流经哈尔滨市的松花江，丢入江里。

731部队的所有人——五十余名医生用部队轰炸机首先运回日本国内。队员包括下士官兵、护士，不留一人，全部乘火车撤退；10日，三十三辆列车使用部队的专用线，从第一批开始撤退，直到14日下午7时最后列车开出，1700名人员家属和物资迅速地回到了日本。

12日傍晚，石井四郞因要求提交731部队已被破坏的照片证据，故从上空拍摄了破坏的残迹，然后将底片送往大连冲洗。

伯力审判：惊泄秘密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苏联伯力城，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等12名战犯接受审判，这就是著名的伯力审判。在12名战犯慢吞吞的，记不清楚的，故意省略的叙述当中，军事法庭的审判长们发现了惊人的秘密：

他们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

他们繁殖鼠疫菌用来做武器；

他们向馒头、饼干、巧克力里注入细菌；

他们的焚尸炉日夜运转。。。。。。

他们从1931年开始直到1945年战败的十四年间，在中国恣意地用活人进行着细菌武器的实验和生产，并将其投入对中国和亚洲的战争。

这12名战犯是：

（1）山田乙三　　陆军大将　1912年陆军大学毕业　1903年起在日本军队中服务　最后任日本关东军总司令

（2）棧鼔V隆二　　医生兼细菌学家　　军医中尉　1914年在东京医科大学毕业　最后作关东军医务队长

（3）高桥隆笃　　化学兼生物学家　兽医中将　　1928年帝国大学农业系毕业　最后任关东军兽医处长

（4）川岛清　　医生兼细菌学家　军医少将　　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　　曾任关东军731生产总长　　最后任日本关东军第一战线司令部军医处长

（5）西俊英　医生兼细菌学家　军医中佐　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　　最后是731部队训练总长并兼任驻孙吴支队长

（6）柄泽十三夫　医生兼细菌学家　　军医少佐　　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　曾任731部队生产部分部长　　最后的职务是日本关东军第二军团军医处工作员

（7）尾上正男　医生兼细菌学家　军医少佐　东京医科大学毕业　　最后的职务是731部队第643支队长

（8）佐藤俊二　医生兼细菌学家　军医少将　1923年东京医科大学毕业　　最后的职务是第五军团军医处长

（9）平樱全作　兽医中尉　东京医科大学毕业　最后的职务是日本关东军第100细菌部队工作员

（10）三友一男　军曹　农业学校毕业　　最后的职务是日本关东军第100细菌部队工作员

残酷的汇演（2）

（11）菊地则光　上等兵　农业学校毕业　　最后的职务是731部队第643支队卫生兵

（12）久留岛祐司　没有受过专门教育　　最后的职务是731部队第162支队卫生兵

从这些人简单的经历中不难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日本高等学府学医出身，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医生兼细菌学家。

“是我准许用活人进行实验的。”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在审判中承认。作为关东军的最高司令长官，山田不仅准许活人实验，而且直接领导并多次到731部队和100部队进行视察。他明白这些细菌武器的用途。

事实上至今也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被用作了实验材料，有多少人活活地在731部队人体解剖台被解剖了。

被告川岛清供认：“根据我因在该部队内职务关系上的知道的材料，我可以说，第731部队内每年因受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去的囚犯，大约不下600人。”

如果按这个数字推算，1931年到1945年的十四年间所杀的人近万。这还仅仅是731一个细菌部队。在中国还有100细菌部队、设在北京的1855部队，设在南京的1644部队和设在广州的8604部队，这些部队统统用人体作实验，其数额之庞大和手段之残酷真是无法估计。

圆木

被用来作实验的人统统取消了名字，代之以“圆木”的称呼。关东军源源不断地将活人“特别输送”到731部队。他们来的时候两个一组，一上一下相对地捆在草席中，用一根、两根来计算。他们大多数都是抗日的中国爱国分子。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出去，至死也没有人会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亲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

在“圆木”中的伤寒实验是这样进行的：预先准备了一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分给约50名中国人喝了，他们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病的注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染上了伤寒病。

还有一次，为了检验细菌的效力，首先给50人注射了防病的药，50个人被分作5组，一部分人注射两次，一部分人注射一次，并且注射的多寡不一，另一部分人不注射，然后观察伤寒在这些人身上的反应。“这些人大部分都染上了伤寒症，其中有12人或者13人因病死掉了。

就是感染了细菌不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