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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逐利益的前提下，盛世平的某些主张与军方并不一致。

最有代表的，就是修建铁路。虽然铁路也有重大的军事价值，但是军方更看重的是连通到伊朗的输油管道。早在二零二四年，牧浩洋就代表军方提出意见，由盛世平出资修建输油管道，军方给予技术支持，并且帮助他取得两条铁路的专营权。盛世平没有接受这个看上去一本万利的提议，而是坚持由军方出资修建输油管道，并且帮忙获取铁路专营权，他只保证军方有优先使用权。

谈判持续到二零二五年，最终才以双方各让一步收场。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盛世平将出资修建输油管道与铁路线，军方负责从巴基斯坦当局获得铁路专营权，并且在港口规划中，留出一条专用液货码头与三千亩工业园区，无偿提供给盛世平名下的企业使用。

显然，盛世平的胃口更大。

按照他的规划，瓜达尔港是伊朗到巴基斯坦石油管道的终点站，港口建设完成后，他将在此投资修建巴基斯坦规模最大的石油化工园区，然后通过海运，把石油、天然气、成品油等货物运回国内。所有工业项目完成后，瓜达尔港不但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工业中心，还将成为整个阿拉伯海地区最大的石油化工中心，为盛世平名下的石油企业、特别是国内的成品油销售企业提供四成以上的货源。

中国的成品油市场规模有多大？

二零二五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达到了美国的百分之八十，预计在二零三零年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消费国。保守估计，中国国内成品油消费市场的规模在十万亿元左右。

这是个什么概念？

即便按照行业平均利润计算，成品油市场的年净利润也在一万亿元以上，算上石化行业的话，年净利润在两万亿元左右。

到二零二五年，民营企业在成品油市场的占比仅有百分之三十二。

盛世平肯定盯上了这个市场，不然不会投入巨额资金，在瓜达尔港兴建规模巨大的石化工业园。

牧浩洋并不反感盛世平的所作所为，因为盛世平必须与军方合作。

原因非常简单：中国在全球主要石油消费市场中，对外依存度仅次于日本，而且石油进口总量肯定会在二零三零年之前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因此中国必须扩大石油进口来源。

可以想像，要不了多久，就会为了石油爆发一场战争。

盛世平可以用雄厚的资本建立石油化工园，还能打通运输渠道，但是不可能用钱买到更多的石油。准确的说，不可能以他的理想价格，获得更多的石油。如果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石油，就没有利润可言了。

中国的发展需要石油，而盛世平也需要更加稳定的货源。

在共同目的的驱使下，盛世平自然会不遗余力的帮助军方搞建设，甚至通过建设影响军事战略。

就拿瓜达尔港的建设来说，盛世平一直在做亏本买卖。

虽然前景非常美好，但是到牧浩洋离开的时候，盛世平已经投入了上千亿元，而利润还不到投资的十分之一。即便乐观估计，也要到二零三五年才能达到盈亏平衡点，而且前提是伊朗的货源不受影响。

显然，盛世平在瓜达尔港搞建设，短期目标不是为了赚钱。

作为商人，他非常清楚，只有队在瓜达尔港站稳脚跟，才能进军中东，也才能为他开辟新的货源。

显然，盛世平是一个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商人。

在他这个级别上，商人的利益已经与国家的利益高度重合，只有实现国家利益，他的商业帝国才能发展壮大。

正是如此，牧浩洋不但不讨厌盛世平，还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伙伴。

持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牧浩洋，还有黄峙博。

虽然军队吃“皇粮”，但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某些时候，需要外来力量的帮助，也需要跟外来力量合作。

必须承认，在中国的扩张道路上，盛世平这样的商人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

比如第二次朝鲜战争，就是由盛世平等商人为朝鲜提供了战争融资，并且在战后帮助朝鲜进行重建。如果没有他们，不但得由国家承担所有战争开支，还要在战后解决两千多万朝鲜人的生存问题。说得不客气一点，以二零一四年的情况，如果没有战争融资，恐怕志愿军连津贴都领不到。

那么，有没有可能说服盛世平搞再搞一次“战略投资”呢？

去找盛世平之前，牧浩洋已经做好思想准备。黄峙博的意图很简单，提议开凿克拉运河只是为谈判增添筹码，是否需要这么做，还得由实际情况，特别是经济利益决定，即开凿运河是否有利可图。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牧浩洋下了一番功夫。

经济上的问题非常突出，即运河缩短的航程不到一千海里，因此通行费肯定很低，一百年都无法收回投资，更别说盈利了。

除了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更加突出。

暂且不提泰国政权的问题，不管哪个党派执政，泰国都不大可能让一家外国企业在克拉地峡挖掘运河。原因很简单，克拉地峡南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一直存在严重的分裂主义倾向。运河将成为新的地界，必然削弱泰国中央政权对该地区的控制力，增强少数民族的分裂势头。

政治上行不通，其他问题都是白搭。

显然，黄峙博拿克拉运河说事，完全是为了谈判。即便盛世平愿意投资，也没办法说服泰国政f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