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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 活着不是非赢即输（第2页）

如果我不到四十岁，不会费这么大劲去思考幸福的问题。但不幸的是，国外做过一个调查，人生的幸福指数在中年最低；更不幸的是，我今年四十三，还不到最低点，最低点是四十五左右。

调查结果呈U型曲线，过了中年的谷底，幸福指数在老年时又会回升，最幸福的就是童年和老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说“老小孩”，老人和小孩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就让我更加不惧怕年老，渴望年老。

但我现在仍然处在不幸的中年。中国的男人很惨，没有宗教作依托，又没有一个外在的所谓“更年期”，只有独自悄悄地“中年危机”了。

我没见过几个中国的中年男人，会沟通关于中年危机的问题，但谁都经历过吧。中年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董桥可以诗意地说，“中年是一杯下午茶”，其实没这么浪漫。

过去从来不会去想人生终点的问题，到了中年就不得不思考了，青春一去不返，前方依稀看得到死亡的影子。我今年四十三，我不太相信自己能活到八十六，估计八十五吧，那也就是说，我的前半辈子已经比后半辈子长了。

中国人忌讳谈论生死，但人生是一条单行线，谁都无法阻拦，不思考死亡的问题便不会活得好。外国先人很聪明，早就说过“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真把它参透了，道破了，你活得才好呢。

我在书里引用过梁漱溟老先生的话，人一辈子总要思考三个问题，按顺序，不能错。

先要考虑人和物之间的关系，所谓三十而立。然后要考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到中年错综复杂，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友，为人上级，为人下级，等等。接下来不可避免地，要考虑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活着有什么意义？

中年危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你会怀疑你曾经信奉的价值，不知道意义在哪里，所以要去思考，要去纠缠。也正是在这种思考和纠缠当中，聪明的人能够看明白一些事情，然后突破那层窗户纸，获得一种更大的自由和解放，离幸福更近一点。

幸福和别人有关吗？

接下来一个常问的问题：幸福是自己的事，还是跟别人有关系？

如果我今天在这儿讲话，在座各位有的玩手机，有的聊天，一会儿走了一半，你觉得我会幸福吗？你们也一样，如果今天下午怀着去动物园看猴儿的心情，来这里看我，见到了活的，又觉得某些话讲得还有点道理，算是额外收获，还不收门票，你也能找到一点幸福感。

也有可能，你出家门的时候很幸福，很开心。可是随后，买早点排队有人加塞儿；过马路周围的人都闯红灯，让你进退两难；去银行取钱，营业员耷拉着脸，给你不少冷遇……你觉得你会幸福吗？

也有可能，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使你拥有了某种幸福的感觉，哪怕你是“受害”的一方。公共汽车上被人家踩了一下脚，本来很恼怒，没想到对方非常诚恳地向你道歉，那一瞬间你很温暖。你的东西掉地上了，旁边的人捡起来递到你手上，你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很有爱。

幸福当然跟别人有关系，这就是问题所在，也是我们当下经常不幸福的由来。物质是基础，可以依靠自己去创造，情感却不仅仅是自己的事，和父母家人有关，和身边每个人有关。

幸福和国家有关吗？

幸福是个人的事还是国家的事？

有些调查数据显得很个人化，比如财富、物质、情感等，也有很多跟周围的大环境有关系。比如一个廉洁、高效的行政系统，民主和自由的社会环境，都会让我们感觉很幸福。所以，幸福怎么能跟国家没有关系呢？

那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出现了“尊严”二字，当晚我在《新闻1+1》的直播里说：“我终于看到了这个字眼，这是一个比让中国成为GDP世界第一还要难以实现的目标，但它毕竟已经出发了。”

“尊严”是我看到的最富有诗意的政治语言。国家既然确立了这样的目标，接下来就还会思考很多问题，比如，到底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如果只有奥运、亚运、世博才算大事，老百姓的事都是小事，那就麻烦了。

北京奥运会结束的第二天，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该到了把每一件小事当大事的时候，也该到了把每一个中国人的福祉当成最大目标的时候。”

不能因为奥运会来到北京、世博会来到上海、亚运会来到广州，我们就要牺牲自己所有的喜怒哀乐，甚至批评的权利和不满意的权利。

广州亚运已经体现出很大的进步，一路都是“骂骂咧咧”过来的：老百姓抱怨亚运扰民，官员也会出面道歉。我甚至认为将来，如果中国哪个城市再要申办奥运会，支持率只有70%，不意味着退步，反而意味着进步。

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全国人民支持率是97%。倒也不意味着咱们装假，而是那时我们还把幸福寄托在某种成就感和荣誉感上。我们还把个人的幸福跟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个百年未圆的梦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个瘾一定得过。

就好像中国人非得过足了开车的瘾，才会重新回归骑车和步行；非得把乱七八糟的情感都体验一遍，才重新体会到家庭的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