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到经过才知难
――jing世贤文
离高考还有七天,我就搭车回到县城。
范彤和她的丈夫吴听把我送到车站。
候车室里,范彤把一个纸包塞进我的上衣口袋,说,现在不许拆,回到家里再看。范彤说这话时,吴听正在厕所小解,我以为一定是“情书”之类的东西,分别之际,难舍难分,夜不能寐,浮想联翩,就写了这些东西。
还没到家,我就把纸包拆了,里面竟是一叠钱。夹带着一张两指宽的字条,上面用钢笔写道:“谷子,记住这句话:‘宝刀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我握着那些钱,读着字条上的话,眼泪忍不住涌出来。
大chun说的没错,我谷子爱上范老师,或许更多是恋母情结,此时范彤在我的脑海里,更像一个无微不至的母亲,她的叮咛,她的鼓励,她的关心,让我感动不已。
我们高二班的同学全部参加了高考。十年文革,十年动乱,教育界首当其冲,现在,终于拨开迷雾见太阳,谁也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临考前,我们班主任说了一句很风趣的话,他说:同学们,吃红薯还是吃白面,就看这三天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我认为最有把握的语文差点让我马失前蹄。
那次的语文,作文分占了60分,占总分的百分之六十。
范彤这次没有押准题目,当然,这不是让我失手的主要原因,因为考下来,我的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结果分数下来,我的作文只得到28分,及格线都不到。
我当年高考的成绩是这样的:语文68分(除作文外,其他都是满分);数学42分,历史86分,地理79分,政治81分。
这样的成绩上了录取线,但未能被上海复旦大学录取。最后,只被本省的一所师范学院录取。
我把我的考试情况向范彤做了汇报,我以非常悲哀的口吻对她说,我未能被上海复旦录取,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把我的作文全部抄写在信纸上,愤愤地说,他们只给我28分,我是不服气的。
范彤看过我的文章,回信给我说:你的文章有新意,有内容,但不是任何人都喜欢,文章就像水晶眼镜,有人戴着合眼,有人戴着就不舒服,没有绝对的标准。我仔细看了你的文章,我以为‘偏激’是他们给你低分的唯一理由。‘四人帮’倒台了,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走出yin影,思想模式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谷子,我敢说,五年之后,你这篇文章可以得满分!
范彤安慰我说,谷子,你已经被录取,就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管他清华、复旦,还是师范学院,大学只是一个人生的过程,社会才是最后的平台,谷子,老师相信你,无论在哪里,你都能发出耀眼的光芒。成功永远属于勤奋的人。
第七十七章天之娇子
因为那时考上大学相当之难,因为上了大学就意味着捧上铁饭碗,所以大学生在别人眼里,那是备受恩宠的,被称为“天之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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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能免俗,我拿到那张粉红sè的录取通知书时,虽然是第二志愿,在心里也确实是虚荣了一把的。
因为我将在这里度过我四年的青chun年华,所以我的把我这所师院大致介绍一下。我们的师院位于省会城市,有瑶琴湖校区、青翠湖校区和省城校区三个校区。学校占地面积4500余亩,建筑面积140余万平方米,省城校区没有围墙,四周被一条数公里长的翡翠河环抱着,绿树掩映下的校园相当幽静,是一所求知做学问的理想场所。我就读的中文系就在省城校区。
学校最先叫通山书院,国民党时期创建以省会名字同名的大学,新中国成立不久改为师范学院。
我在上海那些ri子,基本上与蒋小莉失去了联系。在省师院安顿下来后,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依照第二志愿,我已经被省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我还告诉她,我前段时间在上海复习,在一位中学老师家里,所以你的几次来信,我都没能及时回复。我说,我这次能顺利考上大学,很大程度上也是有了这位老师的帮助。
那一天,我一口气写了五封信,除了蒋小莉,还有范彤、大chun和叶诗文,当然,还有妈妈。
范彤还是一如既往给我寄钱,标准也提高了,每月二十元。这二十元,现在只能割两斤猪肉,而当时,却是一个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解决我一个月的生活费,绰绰有余。
蒋小莉也偶尔给我寄一些钱来,军医学院是全免费的,她在部队有津贴,而且,家底子也比我好。
那样,我的母亲负担就轻了。我从家里获得的只是粮食指标。
我对妈妈说:“我在学校有助学金,数额可观,足可以对付学费和生活费。”妈妈信以为真,逢人就说:“我家谷子成绩好,每个月领取奖学金助学金,多得花不完。”
我妈妈不知道他的儿子那么小就已经有了一个老情妇,而这个老情妇从高中开始就一直资助着他。要是她知道是这么一个情况,就得意不起来了。
恢复高考第一年的大学生,年龄差别很大,就我们班上而言,就千差万别,最大的三十五岁,最小的十七岁。两个同学走在一起,准被人误认为是两父子。
有一个同学,是不能不提到的,不仅与我同年,也是应届毕业生,而且,他长得与大chun极其相像,让我一看见他,就有一种亲切感。
他叫“吉生”,姓刘。
我问他:“吉生,你几岁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