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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给我买了识字课本（第1页）

莉莉娅·梅利尼科娃，七岁。

现在是一名教师。

我该上一年级了……

大人已经给我买了识字课本和书包。我是家里的老大。妹妹拉娅五岁，我们的小妹托玛奇卡三岁。我们住在罗索纳，我们的父亲是林场的经理，但战争前一年，他就去世了。我们和妈妈一起生活。

当战争打到我们这里的那一天，我们三个孩子都在上幼儿园，最小的也是。所有的孩子都被接走了，只剩下了我们，没有人来接我们。我们都很害怕。妈妈是最后一个跑来的，她在林场工作，他们焚烧了一些文件，掩埋了，因此她耽搁了。

妈妈说，我们要被疏散，分配给了我们大马车。应该随身带上生活必需品。我记得，走廊里放着一个筐子，我们把这个筐子放到了马车上，小妹妹拿了自己的布娃娃。妈妈想把布娃娃留下……布娃娃太大了……妹妹哭起来：“我不想留下她！”我们走到罗索纳郊外，我们的马车翻了，筐子撒了，从里面掉出一双鞋来。这才发现，我们竟然随身什么东西也没有带，没有吃的，没有换穿的衣物。妈妈惊慌失措，她把筐子弄混了，拿的是那只装了皮鞋打算去清洗的筐子。

我们还没来得及收拾起这双鞋子，敌机就飞来轰炸了，用机枪扫射。我们的布娃娃被子弹打穿了许多洞，而小妹妹却安然无恙，甚至没擦破一点皮。她哭着说：“我反正不会丢下她的。”

等我们回到家后，已经是生活在德国人的控制之下了。妈妈拿了父亲的东西去卖，我记得，第一次她是用爸爸的西服换的豌豆，整整一个月我们喝的是豌豆汤。汤喝完了，我们家还有一床老被子，棉布的。妈妈用它改做了平底细毡靴，如果有人要，多少给点钱，她就给做。当时，我们就是喝些寡汤稀粥，一家人分吃一个鸡蛋……可常常是什么吃的也没有。妈妈只能抱着我们，抚摸着我们……

妈妈没有说，她在帮助游击队，但我猜到了。她经常出去，却不说去哪里。当她去换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可如果她是这样出去，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为母亲感到骄傲，对自己的妹妹们说：“很快我们的军队就要来了。万尼亚叔叔（他是爸爸的弟弟）就要来了。”他参加了游击队。

在那一天，妈妈给我们往瓶子里倒上牛奶，亲吻了我们，就走了，门被反锁上了。我们三个人爬到了桌子下面，桌子上垂下来一块大大的桌布，它的下面很暖和，我们玩起了“女儿，妈妈”的过家家游戏。突然听到了摩托车的马达声，随后是可怕的敲门声，传来一个男人声音，妈妈的姓名都被叫错了。我有一种不祥之感。我们家通向后院的窗户下竖着一把梯子，我们悄悄地顺着梯子爬了出去，动作敏捷。我把一个妹妹抱在怀里，第二个骑到我的脖子上，我们把这个叫作“骑大马”，我们逃到了外面。

那里聚集了很多人，还有许多孩子。那些来找妈妈的人，没有认出我们，也没有找到我们。他们撞坏了门……妈妈出现在了路上，她是那么矮小，那么瘦弱。德国人看见了她，他们跑向小山丘，抓住了妈妈，扭住她的胳膊，打她。我们三个孩子奔跑着，叫喊着，竭尽全力地呼唤：“妈妈！妈妈！”敌人把她推到摩托车上，她冲着邻居喊叫了一句：“亲爱的菲妮娅，请帮忙照管一下我的孩子。”邻居把我们从路上拉走，但每个人都害怕把我们领到自己家里：万一敌人再来逮我们呢？我们就躲到沟里去哭。不能回家，我们听说，邻村逮捕了一对父母，孩子们被烧死了，关在房子里，放火烧死了。我们害怕回到自己家里……就这样，大约持续了三天。我们不是蹲在鸡窝里，就是藏到我们的菜园子里。我们很饿，菜园子里的东西我们什么都不碰，因为我们早先拔过胡萝卜，摘过豌豆，它们都还没有长好，妈妈骂过我们。我们什么都不动，互相劝告，我们的妈妈不在，她会担心我们把菜园子给糟蹋了。当然，她会这么想。她并不知道，我们什么也没动。我们都很听话。大人和孩子们给我们送来些吃的——有人给的是煮大头菜，有人给送的是一个土豆，有人给拿来了一个红甜菜……

后来，阿丽娜阿姨收留了我们。她身边就剩下了一个小男孩，另外两个孩子在逃难的时候失散了。我们时刻想念着妈妈，阿丽娜阿姨领着我们找到监狱的头儿，请求见一下母亲。监狱的头儿说，唯一的条件是，不能和妈妈说话，他允许我们看看——从她的牢房窗口走过去。

我们走过小窗口，我看到了妈妈……他们催赶得我们走得很快，就我一个人看到了妈妈，妹妹们都没来得及看到。妈妈的脸庞是通红的，我明白——她被狠狠地打过。她也看到了我们，只是喊了一句：“孩子们！我的女儿们！”再也从窗口看不到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她看到我们，就昏迷了过去……

过了几天，我们知道——妈妈被枪杀了。我和妹妹拉娅明白，我们的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而最小的妹妹，托玛奇卡，还在念叨着，妈妈这就要回来了，如果我们让她生气了，没有抱她，就告诉妈妈。等人们给送来吃的时候，我就把最好的一块给她吃。就这样，我懂事了，我当起了妈妈……

妈妈被枪杀之后……第二天，一辆汽车开到了我们家门口……往车上装运东西……邻居招呼我们：“快去吧，孩子们，请求他们把自己的毡靴留下，把自己的厚大衣留下。很快就要过冬了，你们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呢。”我们三个孩子站在那里，最小的托玛奇卡骑在我的脖子上，我说：“叔叔，请把毡靴给她吧。”这时候，正好一个警察提着那双毡靴，要拿走。我还没来得及对他说，他就踹了我一脚，妹妹摔了下来……脑袋撞在了一块石头上。早晨我们看见她的额头被撞的地方起了个大包，还在不断肿大。阿丽娜阿姨有一块厚手巾，她给妹妹包在了头上，可是还能看得见那个大包。晚上我抱着妹妹，她的头肿得大大的。我很害怕，担心她会死了。

游击队员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把我们接了去。在游击队里，人们尽其所能关爱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忘记了爸爸和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谁的衬衫破了，他们就挽起袖子给我们缝补上，给我们画眼睛，画鼻子——还送给我们玩具娃娃。教我们读书，甚至还把我写进了一首诗里，写的是我不喜欢用凉水洗脸。森林里的条件——那是什么样的啊？冬天大家都用雪洗脸……

莉莉娅坐在浴盆里，莉莉娅唉声又叹气：“哎呀，倒霉，倒霉，真倒霉，好凉好冷好湿的水。”

当局势变得非常危险的时候，我们被送回到了阿丽娜阿姨身边。指挥官——游击队的指挥官就是传奇式的人物彼得·米罗诺维奇·马舍罗夫，他问：“你们需要什么？你们想要什么东西？”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军便服，绿色的那种裙子，裁掉了衣袋的。游击队员给我们仨都穿上了毡靴，都缝制了皮大衣，织了手套。我记得，把我们送到阿丽娜阿姨家时，大车上还装着一个大口袋，口袋里是面粉和米，甚至还给了一块皮子，让她给我们做皮鞋用。

当有人来阿丽娜阿姨家进行调查时，她就说我们是她自己的孩子。那些人对她盘查了很久，为什么我们长得这么白，而她的儿子那么黑。他们嗅出了些什么……把我们和阿丽娜阿姨与她的儿子都押上了车，带到了伊戈里茨基集中营。这时已经是冬天，大家都睡在地上，睡在只铺了麦秸的木板上。我们是这样躺着的：我，然后是小托玛、拉娅，接着是阿丽娜阿姨和她的男孩子。我靠近最边缘，睡在我身边的人时常变换。半夜的时候，我碰到了一条冰凉的胳膊，我明白，这个人已经死了。早晨起来我一看——他就像活的一样，只是身子冰凉了。有一次，把我吓坏了……我看见，几只老鼠咬破了一个死人的嘴唇和脸颊。老鼠长得肥大而狡猾。我最害怕它们了……我们的小妹妹在游击队时头上的大包已经好了，可在集中营里，又重新长了出来。阿丽娜阿姨一直在遮掩这个脓包，因为她知道：要是让敌人发现，小姑娘病了，就会被枪杀。她用厚厚的手巾把妹妹的头包起来。深夜，我听见她在祈祷：“上帝啊，如果你带走了她们的妈妈，就保佑这些孩子吧。”我也祈祷……我请求上帝：哪怕让我们最小的托玛奇卡一个人留下来也好啊，她还那么小，她还不能死。

敌人把我们从集中营不知运送到了哪里……是用装运牲畜的车厢，地板上——是干牛粪。我记得，我们只是到了拉脱维亚，当地的居民就把我们分头领到了家里。人们第一个领走的就是托玛奇卡。阿丽娜阿姨抱着她，交给了一位拉脱维亚老人，她跪在地上哀求：“求求您救救她吧，求求您救救她吧。”老人说：“如果我把她带回家里，她就能活下来。可我要走两公里的路，要渡过一条河，然后——是墓地……”我们大家都被不同的人家收留了。阿丽娜阿姨也被人领走了……

我们听见了……有人告诉我们——胜利了。我去了一户人家，妹妹拉娅就留在他们家。

“妈妈没了……我们去接我们的托玛吧。我们应该找到阿丽娜阿姨。”

我们这样说了，就去找阿丽娜阿姨。我们还真的把她找到了——简直是奇迹。能够这么快就找到她，幸亏她的裁缝手艺很出色。我们走进一户人家找水喝。人们问：“你们去哪里？”我们回答：“在寻找阿丽娜阿姨。”女主人的小女儿立刻招呼我们：“走吧，我告诉你们，她在哪里住。”当阿丽娜阿姨看到我们，她惊叫了起来。我们瘦弱得都像肉干儿。正是六月末，一年中最沉重的时刻：旧粮吃完了，新粮还没有下来。我们吃麦穗儿，还绿乎乎的，来不及搓干净，就吞咽下去，甚至来不及咀嚼，简直是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