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蒙蒙亮,左巴从床上坐起来,把我叫醒:“快起来,老板,你还睡啊?”
“什么事啊,左巴?”
“我做了个梦,一个稀奇古怪的梦。说不定我们不久就要出一趟远门。听我说,你别笑,我梦见在我们这儿的港口,停泊着一艘城市那么大的大船。船在鸣笛,准备起航。我呢,从村里跑去赶这艘船,手里提着一只鹦鹉。我爬上船,船长跑过来冲我喊:‘票?’‘多少钱?’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一千德拉克马!’我说:‘通融一下,八百行不行?’‘不行,一千!’‘我只有八百,收下吧!’‘一千!少一个子儿也不行。要不,你快走开!’我发火了,‘船长你听着,收下我给你的这八百,有你的好处。要不,我醒过来你一个钱也捞不着!’”
左巴哈哈大笑。
“人是一台多么奇怪的机器啊!”他说,“填进去面包、酒、鱼、萝卜,制造出来的是叹息、笑和梦。简直是一座工厂!在我们脑瓜里,准有个能说话的有声电影。”
他从床上跳起来。
“可鹦鹉是怎么回事?”他不安地问,“这是什么意思?一只鹦鹉跟我走。哈,我担心……”
话音未落,一个红头发怪模样的矮胖子气喘吁吁地跑进屋来,“看在上帝的分上!可怜的老婆子喊着要请医生!她快要死了,是的,她说她要死了。你会在良心上过不去的。”
我感到内疚。寡妇的死使我们陷入悲痛,我们把老婆子全都忘记了。
“她病得不轻,这可怜的,”红头发小伙子接着说,“咳嗽得那么厉害,把小客栈都快震塌了。真像头驴咳嗽,把整个村子都震摇晃了。”
“别笑,”我大声说,“你给我住嘴。”
我拿起一张纸,迅速地写了几行字。
“走吧!把这封信送给医生。你一定要亲眼看着医生骑上马才回来。听明白没有?走吧!”
他接过信,塞进口袋里,转身走了。
左巴这时已经起身,一声不响地穿上了衣服。
“等等,我跟你一块走。”我对他说。
“我急着有事儿。”他说着,匆忙离去。
过了一会儿,我也上了路。寡妇的园子依旧花香四溢,但已空无一人。米米杜像只丧家犬,独自蜷缩在园门前。他瘦了,两眼深陷,目光愤怒。他看我走来,便背过身去,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问他,同时悲痛地看着花园。
我回想起一双温暖而有力的胳膊围绕着我的脖颈……柠檬和月桂树的香气在空中飘荡。在暮色中,我看见寡妇那双充满欲焰的美丽的黑眼睛,她那用胡桃叶擦过的、发亮的、尖尖的雪白牙齿。
“你问我来这干什么?”米米杜咆哮着说,“滚开,管你自己的事儿去!”
“抽支烟吗?”
“我不抽烟了。你们都是些混蛋!统统,统统是混蛋!”他喘着气,沉默下来,仿佛一时想不出用什么合适的字眼。
“混蛋!不要脸的!骗子!杀人犯!”他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词儿,似乎轻松了,拍了拍手。
“杀人犯!杀人犯!都是杀人犯!”他连声地尖喊,接着又狂笑起来。
我心里一阵难受。
“说得对,米米杜。你说得对!”我小声说着,快步走开。
我在村口碰到阿纳诺斯蒂老爹。他弯着腰,拄着拐杖,眯着笑眼注视一对黄色蝴蝶在春天的绿草丛中互相追逐。他老了,已无须再为田地、妻子、儿女担忧。他有时间以一副超脱的目光观看世界。他看见我地上的影子便抬起头来。
“什么风把你这么早就吹来了?”他对我说。
但他必然已看出我一副焦急不安的神色,不等我答话就接着说:“快点去吧,孩子,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赶得上……唉,这可怜的女人。”
霍顿斯太太那张大床,那忠心耿耿为她服务多年的伴侣,现在被抬到小屋中央,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
在老歌女头上,她忠诚的私人顾问——鹦鹉,神情焦虑,若有所思。它身披绿衣,头戴黄冠,杏眼圆睁,注视着躺在下面痛苦呻吟的女主人,像人似的低着头侧耳聆听。不,不,这不是它常听到的做爱时欢乐的叹息声,不是鸽子一样柔和的咕咕声,也不是被胳肢时的嬉笑声。它的女主人脸上淌着冷汗珠,乱麻似的未曾梳洗的头发贴在鬓角上。她正痉挛性地抽搐着。鹦鹉第一次看见女主人这样的情景,感到焦虑,它想叫“卡那瓦洛!卡那瓦洛”,但它叫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