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检讨的很多内容,让您读来,尊敬的指挥官,让那位我耳闻很多的神秘“无脸”政委读来,可能完全不像越南人的检讨。美国梦,好莱坞文化,五花八门的美国民主,诸如此类合在一起,使得美国在我们这样的东方人眼里看似一个眼花缭乱的国家。在理解美国人性格、文化、习俗以及爱情等方面,我的一半西方人血统或许发挥了作用,也许我天生理解这些东西。要理解的最重要一面是,在越南,一方向另一方求偶,而在美国,两人平等约会。约会是种很实用的习俗,按照这种习俗,男女双方约定一个彼此认可的时间见面,像赴一场谈判,就合作办一家可能盈利但也可能亏损的公司进行商谈。美国人将约会理解为,无论短线还是长线,均事关投资和收益。越南人则认为,爱情和求偶事关亏损。毕竟,真正合算的求偶,只是那种说动了无法说动的女子嫁给自己的求偶;说动早就查黄历选吉日急不可耐要将自己嫁出去的女子的求偶,不是合算的求偶。
显然,拉娜是那种必须追求她的女人。我给她写了不少信,表达了心声。信的字体用古板得像远古生物的修女教我的漂亮得无可复加的草体,信的文体用维拉内拉诗(1)、商籁诗(2)或说不出是什么诗体但真心可鉴、情笃意坚的对诗。她让我坐在她的客厅里的摩洛哥风格垫子上。我抱起她的吉他,为她唱范维、郑公山或漂流海外的情歌新宠德辉(3)的歌曲。她的回报是,许我欣赏她如印度神话里迷人仙女般的神秘微笑,为我预留观看她演出的前排座位,愿意继续听我聊天唱歌。最后这种回报,一周也就一次。在百无聊赖的下午,呆在将军卖酒的店里,我会跟邦说起我与拉娜的事情,语气既感激又痛苦。邦的反应,预料得到,无动于衷。“跟我说这个,小情种。”有天,听完我的话,他又用惯常的点射风格说道。他的注意力只有一半在我身上,另一半则在进来的两个年轻顾客身上。他们像两只负鼠,鬼鬼祟祟,往货架间过道走去。看他俩年龄和智商,均是很小的两位数样子。“将军知道了怎么办?”我俩坐在柜台后等着将军。将军下午总要过来。“将军怎么会知道?”我说道,“又没人告诉他。拉娜和我不会让感情烧昏头,想着哪天结婚,去跟他说这事情。”“既然没想结婚,干吗爱得这么‘死去活来’?”他用我讲与拉娜的事情时用的话问道。“难道我们这样,非得结婚?难道不能为了纯粹爱情?婚姻和爱有什么关系?”他哼哼道:“天主让我们来到世上,是让我们结婚。爱就是为了结婚。”我琢磨着,他是否要像观看《幻象》那天晚上打开话匣子。但这个下午,我俩谈论爱情、婚姻、死亡,很明显,没对他产生什么作用。或许,这是因为他的眼睛此刻盯住了悬挂在店里后方墙角上的凸面镜。镜子像单筒望远镜,映出两个年轻人的一举一动。他们仰慕地盯着冷藏啤酒,被琥珀色玻璃瓶反射出的荧光灯光迷住了。“婚姻就是奴役。”我说道,“天主当初造我们,是让我们成为人——如果真有天主的话——而不是想让我们彼此成为奴隶。”
“你知道什么让我们是人?”镜子里,矮点年轻人将一瓶啤酒顺进了口袋。邦很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从收银台下取出棒球棒。“我们是人,是因为我们是这个星球上唯一能操自己的生物。”
他的这个观点或许可表达得更委婉些,但他从来不是喜欢委婉的人。他更喜欢拿打残身体恐吓两个小偷,两个小偷被吓得跪在地上,交出了藏在夹克里的物品,一个劲磕头,求邦饶命。邦教训他们的方式,就是我们上学时受罚的方式。越南教师力主体罚,但美国人已弃用。美国人再没打赢过战争,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对于越南孩子,暴力始于家,继续于校。父母打孩子,教师打学生,像给波斯地毯掸灰,为的是掸去孩子或学生自满愚妄的尘埃,这样,他们会变得更美。我父亲也好体罚。较之于多数人,他对道德的要求更高,他的体罚方式也更高明:用戒尺,像敲击木琴敲打学生的手指关节。可怜的关节被敲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红一块,伤痕累累。有时,我们该打,有时冤枉。但即使我们无辜的证据摆在父亲面前,他也从未有过任何歉疚。所有人有原罪,因此,即使体罚错了,从某方面看,也是公正的。
母亲也有罪,但她的罪可不是原罪。我这种人不怎么担心原罪,更担心不是原罪的罪。还在追求拉娜时,我就担心,和她一起犯下的罪永远都不够,毕竟我俩一起将犯的不可能是原罪(4)。不过,转念一想,我和她一起可能会有犯够的时候,毕竟我还没尝试过,怎么就知道犯不够呢?很有可能,当她的春情被因我俩心灵撞击、肉体痉挛而产生的火花点燃时,我会领略到什么是无穷无尽。换句话说,我最终或许会知道何谓永恒,而无须为此求助于这样的教义:
问:何谓信徒信条?
答:笃信主,全能之父,天地之创始者——
连这两个小偷都可能听过这样的教义。对于美国人民,基督教思想不可或缺。为此,他们在天底下最珍贵的文件——美元纸币——上给这些思想留有位置。“主,我们信仰所在”这句教义,就是现在,也须印在他们钱夹里的美元纸币上面。两个小偷在哭,邦用棒球棒轻轻敲着他们额头。“求求你了,饶了我们!”至少这两个白痴还知道害怕,信仰的两大动机之一。用棒球棒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他俩是否知道信仰的另一大动机:爱。因为某些原因,教会爱,比教会害怕,难上加难。
将军按惯常时间到了店里。我和他随即出发了。我开车,将军坐在后排座位上。这一次,他不像往常,话极少,也没埋头读文件箱里的文件,而是瞪着车窗外面。这么做,他往常会认为是浪费时间。一路上,他只给我下过一道指令:关掉音乐。往下,我俩谁也没说话。但我听到有把无声的大提琴在演奏不祥的旋律,旋律的主题定是将军日思夜想的:桑尼。桑尼指责联谊会、光复运动,说它们秘密活动,并就此在他的报纸上撰文。他的指责抨击,如同易于传播的流感,很快在流亡美国的南越人当中流传开来,且一个个变成确凿事实。这些事实又被不断渲染,变成了谣言。谣言传到我耳朵里时,就成了将军倾家荡产资助光复运动组织,或是将军独吞所得不义之财。至于不义之财,或说是美国政府给的钱,目的是让将军对美国在战争后期没有帮助南越保持沉默;或说是不但有开连锁饭店赚的钱,还有贩毒、开妓院、勒索小生意人而得的钱。有人嗤之以鼻,说光复运动是场骗局,那些在泰国的男人是鸡零狗碎,乌合之众,花着在美国的南越人的捐款。也有人赞不绝口,说那些男人是百里挑一的突击队队员,嗜血成性,渴望复仇。总之,谣言很杂,传播很广,大致拼构出如此画面:将军坐镇指挥那些没脑子的男人前往越南赴死,或是将军像亲赴菲律宾的麦克阿瑟,将回到越南,亲率这次英勇的进攻。谣言不断传到我的耳里,肯定也传到了夫人耳里,自然也传到了将军耳里。毕竟,我们三人在收听同一嘈杂的谣言调幅广播。收听该广播的还有酒仙少校。此刻,他肥胖的身躯就在副驾驶座位上,肉多得快溢出来。我不敢扭头看旁边,但用眼睛余光能看见他正面对着我,三只眼睛瞪得很大。他额头上像第三只眼睛的洞,不是我钻的,但我的谋划导致了这个致命结果。如今,已死的他就用它继续盯我。他不止是鬼魂,而且是旁观者。“我很想看看这个小小故事怎么收尾。”他说道,“不过,我已知道它会怎么收尾了。难道你不知道?”
“你刚才说话了?”将军问道。
“没有,将军。”
“我听到你说话。”
“我一准在自言自语吧。”
“不要自言自语。”
“是,将军。”
不自言自语的唯一问题是,除了自己,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更想与之说话的人。听自己说话更有耐心。每个人最了解的人是自己,同时,最不了解的人也是自己。我像在一个鸡尾酒会,只想自言自语。可酒仙少校像讨嫌的客人,对我要他滚开的暗示视而不见,一个劲插话。“谋划都有生命,对吧?”他说道,“这个谋划是你生的孩子,现在,只有你才能杀死它。”在还余下的去乡村俱乐部的路上,酒仙少校就这么在我耳边絮絮叨叨。我舌头上挤满了想说给他听的话,但我竭力管住舌头,久了,舌头开始肿胀疼痛。我最望他做的,也是我曾最望父亲做的,就是从我生活中消失。我在美国收到父亲给我的信,他告诉我母亲已过世。我给敏去了一封信,写道,如果真有天主,那么,母亲不该死,该死的是父亲。“我多么希望他死!”事实上,我从美国回去后不久,他也死了。我本以为,他的死会给我带来满足感,结果并非如此。
“这是乡村俱乐部?”我们到达目的地后,将军问道。我查对地址,确实与议员请柬上的地址一致。请柬上的确写着这就是乡村俱乐部。我也疑惑。之前,我脑袋里的图景是这样的:我们的车前行在蜿蜒的路,路上没有其它车辆;再往前,便驶上了一条铺满砾石的专车道;车道尽头,有着西服背心、系蝴蝶结领带的男仆迎候;梦幻般开场后,进入静寂的秘密场所,地上铺黑熊毛皮,观景的阔大窗户间墙上挂有角枝鹿头,鹿的犀利与透着智慧的目光穿过雪茄烟霭;户外是一大片舒展开阔的高尔夫果岭,养护果岭必需的水量超过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城市的用水量;精力旺盛的银行家们,四个一组,练习高尔夫;掌握高尔夫挥杆技术,一要有战争般野蛮狠劲,开膛破肚式解体工会时,这种狠劲不可或缺,二是最后一击时,须做到避税所需的精细。但此刻,映入眼帘的不是令人舒心惬意的高尔夫球场,不见源源不断提供的表面满是酒靥般小坑的高尔夫球,听不到怡然自得的欢声笑语。我们到的这个地方是阿纳海姆一家牛排餐馆。餐馆档次让人想到挨家挨户推销吸尘器的推销员。这种餐馆,对于私人宴请,尤其宴请的客人中有理查德·赫德,似乎不够体面。顺便提一句,理查德·赫德正在做巡回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