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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第1页）

我悟到了答案“空”，便完成了我的再教育。余下要说的，一是我如何将元神与肉体胶为一体，二是我如何到了如今这个地方，准备从这出发经海上逃离越南。这两件事情，同于我一生中其他任何重要事情，实属不易。尤其逃离越南，我何尝想可不得不。对于我，或对于所有其他完成再教育的人，越南还给我们留下什么？在这个革命社会里，我们这类人甚至包括视我们为革命者的人，已无容身之地。我们不被视为这个社会的成员。了解这点，较之于考试室里经受的一切，更加伤我。一个人的痛终有消的一天，但一个人一旦了解某个真相，这种了解将一直如影随形，至少伴至其思想衰竭的那天。问题是，对于我，一个有两套思想的人，何时才会思想衰竭？

痛，在我叫喊着“空”的那刻，业已减轻。回顾过往，答案其实摆在那里。既如此，我为何花这么长时间才醒悟呢？我为什么非得经过这么多年教育、再教育，非得让美国纳税人、越南人付出这么大代价，更遑论让自己受到这么大伤害，才终于找到其实早就明摆着的答案呢？这个答案的确匪夷所思。即便几个月后，亦即现在，栖身在暂时还算安全的“领航员”家里，脑子重过一遍当时醍醐灌顶的情景，我都禁不住大笑。当时，我先大叫，后大笑。是情绪逐步释放呢，还是情绪愈加变激？是的，政委进到屋里关掉灯和音箱传出的声音，我仍大叫。他解开绑缚我的绳子，抱住我，我仍大叫。他捧住我的头，将它贴在他的胸前，直到我的叫声减弱。“好了，好了，”他安慰道。考试室里已变得幽暗，除了我的抽噎声，终于安静下来。“我知道的，你现在也知道了，对吧？”“对，”我仍抽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知道的是什么？一个笑话。它最后的笑点就一个字：空。如果说，一个我因为“空”这个笑点受到极大伤害，那么，另一个我则视“空”为不折不扣的天大笑话。因此，我在幽暗的考试室里，身体剧抖，先是恸哭，接着啜泣，最后狂笑。终于，我歇斯底里的笑招来娃娃脸看守和指挥官。他们查看究竟因为什么闹出这么大动静。“什么事情这么好笑？”指挥官厉声问。“空！”我喊道。我终于混沌大开。我终于说出正确答案。“难道你不明白我的话？”我喊道，“答案就是空呀！空，空，空！”

除了政委，没人懂我的话。我的反常让指挥官很是恼火，他说道：“看看你对他做了什么。他疯了。”指挥官与其说在意我，倒不如说在意集中营其他人的心理。须知，集中营里出了个喋喋不休喊“空”的疯子，这对于集中营其他人的心理，不是件好事。我不是疯，是气呀，气自己怎么这么久才悟到空，虽然，事后思忖，我之前的冥顽不化不可避免。一个好学生不可能明白空。只有搞鬼搞怪的学生，只有难以理喻的白痴，只有自作聪明的笨蛋，只有看似有趣其实无聊的马戏团小丑，才明白空呀。道理如此，我仍因为这么久没知道明摆着的答案痛苦万分。受痛苦驱动，我一把推开政委，双手握拳，狠狠擂着额头。

“住手！”指挥官命令道。他转向娃娃脸看守。“阻止他！”

我不仅擂着额头，而且头往墙上猛撞。娃娃脸看守一人费尽力气也没能阻止我。政委和指挥官只得出手，帮着将我又绑缚起来。唯有政委理解我为何如此自惩。我真冥顽不化呀！我怎能忘记，任何一个所谓真理意味着至少两面，一个本无生命的信念至少有两种以上且均冠冕堂皇的说法。这些说法如人人可穿的套装，无生命的信念穿上这些套装，竟有了生命？至于给无生命的信念穿上哪件套装，视情而定。如今，我追随的信念穿的套装穿烂了。我气，但还理智。无论怎样，我不会去劝指挥官省悟。在他看来，空只有一个意义——否定，不存在，如“那里什么都没有”。他明白不了，空也意味着肯定，亦即这个似非却是的事实：空的确是某种存在的事物。他这类人领悟不到这个听似笑话的哲理。他们的确危险，因为，正是他们极其虔诚地宣传空的东西，要求其他所有人为空的东西献身，对空的东西顶礼膜拜，不能容忍谁嘲讽讥笑空的东西。“满意了吗？”政委和他俯视着我。他问政委。我一会抽噎，一会啜泣，一会大笑。“我们现在又得叫医生。”

“叫吧。”政委说道，“最难做的已做了。”

医生送我回单间牢房，房间不上锁，我也不戴镣铐。我已不受约束，可随意走动，却偏偏不愿活动。我蜷缩在牢房角落，有时，娃娃脸看守须好言好语才将我哄出角落。我也主动走出过牢房，但次数极少，而且只选在晚上而非阳光充足的白天出来，因为我患上结膜炎，眼睛过敏，受不了阳光。医生给我开出治疗处方：改善伙食，多晒太阳，常做运动。但是，我只想睡觉。醒时，除非指挥官在我牢房，我像梦游，不言不语。“他还是什么话都不说吗？”指挥官每次来都问。我接住他的话：“空，空，空。”念叨空时，我像笑容怪异的痴呆儿，蜷缩在牢房角落。“可怜的小伙子。”医生会说，“经历了这些事情，他有点，怎么说呢，神志不清了。”

“既然这样，治呀！”指挥官会大声道。

“我将尽力，可所有问题出在他的脑子。”医生会指着我伤痕累累的额头，说道。他只说对一半。所有问题肯定出在我的脑子，可是，出在哪个脑子呢？不管怎样，医生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个能让我慢慢恢复的治疗办法。这个办法最终会统一我的元神与肉体。“或许，”他坐在我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说道，“让你做件你熟悉的事情，有助于你的恢复。”有一天，我抱着两只胳膊，下颏搁在胳膊上，蜷缩在牢房角落。我用一只眼睛斜睨着他。“你接受口试前，每天在写检讨书。当然，就你脑子目前状态而言，我想你现在没法写任何新东西。不过，只重复以前写检讨书的动作，兴许会有好处。”我双眼盯着他。他从文件包里抽出厚厚一叠纸。“这个看着眼熟吗？”我小心翼翼打开抱着的两只胳膊，伸手接过这叠纸。我先看第一页，接着看第二页、第三页。就这样，我用手指捏着，慢慢地，一张张地，数着标有页码的纸，一直数到第三百零七页。“你认为这是什么？”医生问道。“我的检讨书。”我呜囔道。“完全正确，亲爱的小伙子！很好！我现在要你做的就是誊写一遍检讨书。”他唰地从文件包里又抽出厚厚一叠纸，另加一把笔。“一个字一个字地誊写。能为我做这事吗？”

我木木地点点头。他出了牢房。牢房里只剩我、面前一叠厚厚的检讨书以及一叠厚厚的白纸。我呆呆地看着这叠白纸最上面一张，拿笔的手颤个不停。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恐怕好几个小时，我这才吐出小截舌头，开始誊写检讨书。刚开始，一小时只能抄寥寥数字。渐渐地，一小时能抄好几页纸。啊，经历了这么多这么久，才有了可抄检讨书的一天。我抄呀抄，一年多的生活随之一页页原原本本展现在我眼前。我滴着口水，纸被滴得斑斑点点。渐渐地，撞伤的额头开始消肿愈合。我越来越深刻理解检讨书的字字句句。我从字里行间读懂了这个男人。我对检讨书展示的这个男人，这个智商存疑却从事情报工作的间谍，愈发同情。他是愚蠢呢，抑或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过往的择边站队是正确呢，抑或错误？难道这些问题不是所有人也该扪心自问吗？难道这些问题只由两部分组成的我才该关心吗？

誊抄完检讨书，我已恢复足够判断力。我在这份检讨书里找不到前述问题的答案。医生再次检查时，我提出一个请求。“什么请求，亲爱的小伙子？”“再多给一些纸，医生，再多给些纸！”我的理由是，要将写检讨书阶段结束后，亦即在接受没完没了的口试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写下来。他又拿来不少纸。于是，我将他们在考试室里对我所做的一切以及我的感受写在了新的纸上。可以想见，我多么可怜这个有两套不同思想的男人。他一直没认识到，他这种人充其量不过是低成本影片里的角色，好莱坞片或日本片，讲的是军事试验搞砸后的恐怖情节。一个有两套不同思想的人怎敢认为可代表自己，更遑论可代表他人，包括他一身反骨的同胞？他们不可能被代表，切勿听代表他们的人口吐莲花。随着越写越多，我感受到另外一种让我惊诧不已的东西：我竟然同情折磨我的男人。难道他，我的朋友，不因曾那么待我精神也受到折磨吗？当我写完，当我写完那刻冲着明灿灿亮晃晃灯光大声叫出可畏的那个字，我已敢肯定，他的精神不会不受折磨。既如此，我余下要做的便是请求医生让我再见一次政委。

“这个想法很好。”医生拍着我写的东西，满意地点着头，同意道，“你差不多完全好了，我的孩子。你差不多完全好了。”

自口试结束到现在，我没见过政委。他让我一个人慢慢恢复身心。不过，我想的是，他不见我是因为，曾那么待我，内心一定非常矛盾，即便他须对我做那些事情，为的是我须自己悟出答案。关于他提的谜一样的问题，没有人能甚至连他也不能为我提供答案。他能做的，唯有通过不无遗憾、令我痛苦的方式，加速我的再教育，促我尽早悟出答案。因此，他想我该恨他才是，自然不愿再见我。不管怎样，在他的住处，我和他又一次且最后一次见面。我能看出，他不知说什么好。他给我递上一杯茶，之后，用几根手指不停敲着膝盖，之后，像在研究我新写的东西。折磨者与被折磨者之间的高潮已过，相互还能说什么呢？我也一时茫然。我坐在竹椅上，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我的元神和肉体仍是分离。与此同时，我从他那张不是脸的可怕脸上察觉出，与我一样，他也处于元神与肉体分离的状态。肉体的他是政委，元神的他是敏；肉体的他是审讯我的人，元神的他是唯一我能向其倾诉的人；肉体的他是折磨我的魔鬼，元神的他是一心救我的朋友。或说，这是我的视幻觉。不，将他人、将自己看作一个不分离的整体，亦即聚焦时看到的人比散焦时看到的人似乎更真实，这才是真正的视幻觉。当我们眼里的自己与别人眼里的我们不统一时，我们便去照镜子，总以为镜子里的自己才是真实的我们。同理，当我们以为自己最能看清自己时，这是自欺欺人。由此类推，当听我的朋友说话时，我如何知道听到的不是我的幻觉？我不知道。他不是就我状况堪忧的身体和精神嘘寒问暖，而是直接告诉我，邦与我可以离开这座集中营，离开越南。听他这话，我只有尽我所能判断，他在戏弄我呢抑或当真。之前，我一直认为，我会死在这里。他语气如此肯定地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委实惊诧。“离开？怎么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