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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春 卡洛琳之死 第八节（第1页）

“你知道吗？”利普兰泽指着警局总部的麦克格莱斯大楼说，“他们都把这件事叫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说的是我们对卡洛琳谋杀案的调查，“现在，警察都在这么说。对雷蒙德来说，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不应该对媒体说我们马上就能破案的，他应该低调一点儿，不应该去接受那四十多次的采访，还次次都强调我们正在努力查案。”

利普兰泽的嘴里塞满了面包和红色的果酱，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的抱怨，他的怒气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此时站在一片空地前，这里是公路高架桥下一个像垃圾场的地方。坑坑洼洼的地面上到处是破碎的水泥板，生了锈的、弯弯曲曲的钢筋从水泥板里伸出来。除此之外，这里还扔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瓶子、报纸、报废的汽车零部件。被揉成一团的白色包装纸和被压瘪的纸杯像雪团一样散落在地上，都是在街对面的小吃摊买过东西后的顾客扔下的。那里是利普兰泽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是意大利人开的，专卖三明治，他们会把一整片小牛排肉上涂满沙司酱，塞进维也纳面包卷里。利普兰泽是一个单身汉，晚餐经常没有规律，所以中午喜欢多吃一点儿。我们各把一只脚搁在街边长椅上，把饮料放在椅背上，就这么开始吃了起来。椅子已经腐坏的木板上，留着街头黑帮和小情侣们各式各样的签名。

我们一边走回利普兰泽的车上，一边交换了信息。我说了和卡洛琳儿子会面的情况，但也说明了他并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利普兰泽介绍了他最新的行动，他去询问了那个说自己曾经见过一个陌生人的卡洛琳的邻居。

“克拉波特尼可太太。”利普兰泽说，“我告诉你，她可真厉害，真能说啊！”他摇着头，“她说她愿意去警局看看嫌疑犯的照片档案，不过，她要是真来，我得先找个耳塞。”

“档案查得怎么样了？”我说的是州警局里关于性犯罪案件的档案资料。

“什么都没查到。”利普兰泽说。

“没找到类似作案手法的案子吗？”

“我去问话的那位太太说，她曾经在一本书里看到过类似的作案手法，但她认识的人里可没有这样做过的人。天哪，她看的都是些什么书啊！上班难道还没上够？下了班还要看这些东西？”

利普兰泽开的是他专用的警局公车——一辆金色的阿力士，虽然车身上没有任何标记，但和其他所有的警局公车一样，都是全黑的轮胎，以ZF开头的特别牌照，全市每一个小混混基本都能一眼认出。利普兰泽把车开上马路，我们要开车回市中心，他在各条车道之间来回穿梭，绕了个弯，来到金巴克区，这里是我以前住的地方。路上的车辆很多，我们慢慢沿着马路挪动。就是那里，我想，就是在那里。我父亲离开之后，他的堂兄麦罗斯买下了他的面包店，连招牌都没有换，还是深蓝色的那几个大字，萨比奇面包店。

虽然我以前每天都在面包店里工作，但对店里的样子，我却只记得几个细节了，门是夏天的那种纱门，透过门，街上来来去去的人影好像都变了样，柜台后面摆着一摞蓝色的金属托盘，收银机是铁的，很重，上面还有一个圆圆的铃铛。我六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要我来店里帮忙。我反正也没事做，来店里还能帮把手，又不用支付工钱。他教我怎么叠那些光滑的白色蛋糕盒。我每次都在布满蜘蛛网的地下室里叠好一打，然后把它们拿到店里。盒子很光滑，又重，边缘非常锋利，像刀片一样，弄得我的指关节和指尖经常被划破。我开始越来越害怕这项工作，况且父亲又认为，蛋糕盒上哪怕留下了一丝血迹，那也是一种奇耻大辱。“这里又不是屠宰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混杂着憎恨与厌恶，让我恐惧不已。我回忆中的这段时光，仿佛总是在夏天，走廊里的空气都凝固着，好像是身处阴湿的沼泽地，再加上烤箱散发出来的干热，让人在店里走动都觉得疲劳无比。我经常梦到我把一个蛋糕打翻到了地上，吓得大汗淋漓，父亲则在冲着我大吼大叫，那种恐惧就像硫酸，侵蚀着我全身的骨骼和血管。

如果我要给我的父亲画一幅像，他的脸会是怪兽的模样，他的心会像龙一样长满鳞片。他表达情感的方式太复杂难懂、太令人窒息，还夹杂着一种怨恨，仿佛不愿意承认对自己的孩子有任何感情。如果有人问我，如果父母分开，是选择跟父亲还是跟母亲，我不会有丝毫犹豫。父亲一直把我当作母亲的私人物品，就像我们住的那间公寓、墙壁上挂着的画，以及被他砸烂的那些家具一样。我在长大的过程中，明白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妈妈爱我，而爸爸不爱。

父亲的成就感来自于每天打开店门的那一刻，来自于给烤箱点火，来自于拉开百叶窗迎客，来自于每天关店门时把地上的灰尘从后门扫出去，当然，如果你能把他那种无动于衷的表现也称作成就感的话。他们家四代人都是做面包生意的，他只是按照父辈的教导在行事。他的标准是绝不屈服，他的风格是一丝不苟，他从来不会刻意讨好顾客。他是一个无趣又保守的人，做不出那样的事。实际上，他把每一个走进店里的人都当作是潜在的敌人，是来挑三拣四、斤斤计较、花言巧语的人，但他的收入一直很稳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可靠的人。他不相信手下的员工，他自己一个人至少在做两个人的工作，他二十多年从来都没有缴过税。

他是一九四六年来到这个国家的。他给我取的名字是他从小长大的小镇的名字，那是在塞尔维尔一个离贝尔格莱德两百里的镇子，镇上几乎每个人都是游击队员。一九四一年，纳粹入侵，所有的成年人都被逼着在学校旁边站成一排，然后被枪毙了。小孩子留了下来，没人看管。我父亲当时差不多十八岁，但长了一张娃娃脸，侥幸逃脱。后来，他和一群游击队员在山区游荡了六个月，被抓住了。“二战”剩下的时间他是在集中营里度过的——一开始是纳粹的集中营，战争结束以后是盟军的难民营。他在美国的亲戚想安排他来美国，用尽各种办法，通过美国驻当地的使馆人员，历尽了千辛万苦，才让父亲成了难民营里第一批进入美国的人。但是，父亲在美国待了一年以后，就和救出他的这些姑姥姥以及表兄连话都不说了。

突然，我耳边传来刺耳的汽车声，我回过头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白人男子坐在我们后面的车里，正使劲按着喇叭，朝我们做了一个挑衅的手势，我才意识到，利普兰泽居然把车停在了路中央。我以为他会反应过来，让其他车先走，但当我转过头看他脸上的表情时，他的眼神却在闪烁，一动不动地盯着马路前面的车。

“毛发和纤维的分析报告出来了。”利普兰泽终于开口了。他灰色的眼睛，棱角分明、颧骨高耸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平静得像是一面池塘。

“有什么发现？”我问，利普兰泽便一五一十地复述了报告的内容。他们在卡洛琳的衣服和身体上找到了一种地毯的细小纤维，而这种地毯在她的公寓里并没有。这是一种人造纤维，加工制作应该都是在国内。颜色是一种叫作苏格兰麦芽的颜色，很流行。他们没办法确定染色的批次，从质地上来看，可能是来自工业编织机，也可能来自家用编织机。总之，在金德区，大概能在五万个家庭和办公室里找到这样的地毯纤维。在卡洛琳的手指和指甲缝里没有任何毛发或皮肤组织，这就证明，在她被绑起来之前，确实没有和凶手发生过搏斗。在尸体附近找到了唯一一根和卡洛琳头发颜色不同的人类毛发，经过分析，是来自女性，所以这条线索也不重要了。用来绑住她的绳子是普通的晾衣绳，美国制造，每一家大小超市都有卖。

“这对我们没什么帮助啊！”我告诉利普兰泽。

“确实。”他回答，“但至少，我们知道了她没有抓伤过什么人。”

“我在想。”我说，“我一直在想我们上周说的话，凶手也许真是她认识的人。我还记得在法学院念书的时候，在课堂上讨论过一个案例，一个人意外死亡，他的人寿保险公司拒绝赔付，于是，他妻子对保险公司提起了诉讼。这整个案子非常讽刺，因为最后法医鉴定的结果居然是，这个男人把绳子套在脖子上手淫，想寻求刺激，没想到把自己给吊死了。千真万确，他自己把头伸进绳圈里，又不小心把脚下的凳子踢翻，结果就一命呜呼了。”

“真的假的？”利普兰泽大声笑起来，“官司谁打赢了？”

“我记得是保险公司。法庭方面认为，这样的风险保险公司可以不用负责。总而言之，卡洛琳的死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情况。绑上绳子是为了寻求刺激，结果玩得过了火。我越来越觉得是这样，因为这案子实在太奇怪了，没法用常理解释。”

“那她为什么后来又被敲碎了头呢？”

“也许是她的相好害怕了。他为了寻求刺激，给她绑上绳子，然后两人发生了关系，结果事后她晕了过去，他以为她死了，便想把现场布置成强奸杀人的场景，才敲碎了她的头。”

利普兰泽摇摇头，他并不赞同。

“你这有点扯了。”他说，“我觉得验尸报告并不能支持你的这个观点。”

“不管怎样，我会把这个想法说给‘不痛’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