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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米尔圣桑（第2页）

小丑是否机灵

在智力上无异。（圣—桑：《打油诗集》）

圣—桑先生现已步入老年，他已功成名就，闻名遐迩，可他还是没有向世俗投降。就在几年前（1901年），他还给一位德国记者写信道：“我几乎对世人的褒贬毫不在意；这并非因为我对自己的长处自视过高（这样其实很蠢），而是因为我在做自己的事和发挥自己的天性时（这就如同苹果树结苹果那样自然），我没有必要用别人怎样看我来烦扰自己。”

如此独立性在任何时代都很罕见；在我们这个公众舆论能杀人的时代尤其罕见；在艺术家恐怕比别的国家都更社会化的法国最罕见。在一名艺术家的所有品质中，这种独立性是最珍贵的，因为它构成一名艺术家性格的基础，是他良知和内心力量的保证。所以我们不能让它不露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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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桑音乐的艺术价值具有双重性，人们必须得从法国国内和法国国外两方面来判断他。他拥护法国音乐中独树一帜、几乎独一无二的东西——直至最近为止：即主张音乐家应具备高尚的古典精神和音乐文化——我们不得不说，也就是德国（音乐）文化，因为所有现代（音乐）艺术的基础都建筑在德国古典音乐之上——的广博知识。十九世纪的法国音乐不乏其睿智的从艺者、富于想像力的旋律作者和技艺精湛的剧作家；但它匮乏真正的音乐家，以及扎实优良的音乐技法。除去两三名突出的例外，我们的作曲家太像是有天赋的业余爱好者作为消遣而作曲，并不是把它视为表达思想的一种特殊方式，而是视为某种文学观念的外包装。我们的音乐教育太表面化：它也许可以在音乐学院里用几年时间循规蹈距地学到，但它并不是人人都能伸手够到的东西。我们的儿童并不能像接受文学和演讲熏陶那样接受音乐的耳濡目染；虽然在法国几乎人人都能本能地感受文学之美，但只有极少数人介意音乐之美。音乐在法国一直是一门奢侈的艺术，它并没像德国音乐那样成为大众思想的诗化表达。

若想达到上述境界，我们需要一些在法国十分罕见的综合条件；虽然这些条件造成了加米尔·圣—桑。他不仅具有突出的天赋，而且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家人十分注意对他的培养。年仅五岁，他就泡在《唐·璜》的管弦乐总谱里（见圣—桑所著《查理·古诺和莫扎特的〔唐·璜〕》一书）；年仅十岁，他就在一场音乐会上公演，“同贝多芬和莫扎特较量”；十六岁他就创作了《第一交响曲》。长大成人后，他潜心研究了巴赫和亨德尔的音乐，并能随心所欲地按照罗西尼、威尔弟、舒曼和瓦格纳的风格作曲（见查理·古诺所著《一位艺术家的回忆》一书）。他还创作了各种风格的优秀音乐作品，有希腊风格的，有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风格的。他的作品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有弥撒曲、大歌剧，轻歌剧，大合唱，交响曲，交响诗，协奏曲；有管弦乐，风琴曲，钢琴曲，声乐和室内乐。他还是学识渊博的格鲁克和拉莫作品的编辑出版者；因此，他不但是个艺术家，还是个能谈论艺术的艺术家。他在法国只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人们宁愿认为德国才是他的家。

在德国，人们对他很熟悉。在那里，加米尔·圣—桑这个名字代表着法兰西的古典精神。并被认为最能代表自柏辽兹以后至塞萨尔·弗朗克的年轻人学派出现为止的这段时间的法国音乐（弗朗克本人目前在德国还鲜为人知）。圣—桑先生确实具有一位法国艺术家的某些最优秀品质，其中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头脑十分清楚。这位学识渊博的艺术家居然一点不受自己学识的干扰，而且没有丝毫学究气，这是很令人吃惊的。迂腐的学究气正是德国艺术的瘟疫，连最伟大的德国人也没有幸免于难。深受其害的勃拉姆斯不要说了，连像舒曼这样的快乐天才和像巴赫这样的强力泰斗也是“迂”不可及。“这种不自然的艺术就像某个小省城里的假装神圣的沙龙那样使人厌倦；它令人窒息，足以把人杀死。”〔1〕古诺写道：“圣—桑不是个书呆子；他始终保持着太多的童心，并且因太聪明而成不了书呆子。”再说，他也一直太是个法国人了。

有时，圣—桑使我想起我国的一位十八世纪的作家；他不是“百科全书派”的作家，也不是卢梭阵营中的一员，而是伏尔泰学派中的成员。他（指圣—桑）的思想清晰，表达文雅而精确；如此心智使其音乐“不但高尚，而且很高尚，仿佛出自一个优等种族和一户名门”。（古诺语）

他还极有冷静不动声色的辨别和洞察力；他的“性情沉稳，想像适度，即使情绪受到强烈刺激也能保持自制”。（古诺语）这种分辨力是任何思路混乱或神秘主义的大敌；其后果便产生了那本奇书《难题与神秘》——这是个误导人的书名，因为书中分明是理性之光笼罩一切，并号召年轻人捍卫“这个受到威胁的世界中的（理性）之光”，抵御“北方的迷雾，斯堪第纳维亚（即北欧）的诸神，印第安人的神祗，天主教的奇迹，唯灵论，神秘学研究，蒙昧主义和Lourdes（沉闷厚重的风格）”。（见圣—桑《难题与神秘》）

他对自由的热爱和需求也是十八世纪式的。可以说，自由是他惟一的激情所在。他写道：“我极其热烈地爱着自由。”（《和声与旋律》）他在评判艺术方面的绝对大胆无畏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靠严密的推理来批判瓦格纳，而且敢于批评格鲁克和莫扎特的缺点、威伯和柏辽兹的错误以及对古诺的公论。这位被巴赫的音乐滋养大的古典主义者还竟然说“现今演奏巴赫和亨德尔的作品不过是有手好闲的娱乐而已”；而那些梦想复古他们艺术的人就像“有人想住在几百年都没人住的老房子里”。（见圣—桑所著《肖像与回忆》）他甚至进而批判自由的作品和自由的观点。他对自由的热爱使他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作品作出不同的判断。他认为人有改变自己观念的权利，这就如同他们有时欺骗自己一样。他认为勇敢承认错误比做固执己见的奴隶要好。他的这种态度不仅表现在音乐上，还表现在其他事情里。譬如在伦理道德方面，他曾给一位年轻朋友写过一首诗，敦促他不要受过于僵化的简朴和节制的束缚：

“我感觉一个虚荣的道德之梦

总在你的灵魂上罩上阴影”（《打油诗集》）

在形而上学方面，他也以平静的思想自由来评判宗教、信仰和基督教的《福音书》，只在自然界里寻求道德与社会的基础。

下面，笔者随便从他的《难题与神秘》中抄录了几段他的观点：

“上帝随着科学的进步而退缩”。

“心灵只是表达思想的一个媒介”。

“不鼓励工作，削弱个性，分享别人的好处，违者处死——这些就是基督教《福音书》对建立社会的教诲”。

“基督教的美德并非社会的美德”。

“大自然是没有目的的：她是一个无休止的循环，不把我们引向任何目的地”。

他的思想高度解放，充满着对人性的爱，具有很强的个人责任感。他称贝多芬为“最伟大的、惟一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因为贝多芬主张全人类相亲相爱的理想。他的心智如此包罗万象，致使他写出关于哲学、戏剧、古典绘画的著作（如他著的《论古罗马剧院的装璜装饰》〔1880年〕，就是讨论庞培城的壁画），以及科学论文（论述海市蜃楼现象，在1905年递交法国天文学会）。多卷诗集，甚至剧本（如在1892年写的独幕喜戏《作家的痉挛》）。他是无论什么事情样样都行，虽谈不上事事精通，但都有一定创见和不容否认的能力。他所表露的心智在艺术家、尤其在音乐家当中实属罕见。他阐明并自己遵循的两条原则是“绝不夸张做作”和“保持心灵健康和健全”。（见《和声与旋律》）这些当然不是贝多芬和瓦格纳那类音乐家的原则，而且很难在上个世纪的著名音乐家中发现谁贯彻过这些原则。这些原则不用说，表明了圣—桑先生的突出特点和缺点。他不受任何激情的困扰。任何东西也搅不乱他清晰的条理。“他没有偏见（不带成见）；他不站在哪一边”（见古诺《一个艺术家的回忆》）——甚至不站在自己一边，既然他并不害怕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并不佯装自己是任何东西的改革者”。他是彻底地独立，也许过于独立。他好像有时也不知道该拿自己的自由怎么办好。若歌德碰上这种情况，大概会说：他心里应该再多点邪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