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炮作文网

三（第2页）

祖父或祖母

儿子或女儿

丈夫或妻子

法定代表人

您持有被查者的身份证

若非以上人员，不能复印被查者的出生证明。

我填了单子，把它递给他。看过单子后，他对我说他不能给我复印完整的出生证明：我跟被查者没有任何亲缘关系。

有那么一时半刻，我认为他是那些负责保守见不得人的秘密、禁止别人知道这个秘密从而找到某人存在的痕迹的看守遗忘的哨兵之一。但他看起来很和善。他建议我去法院申请一份特别许可，皇宫大街2号，户籍管理处3科室，5楼，5号楼梯，501号办公室。周一到周五，14：00到16：00。

皇宫大街2号，我刚准备穿过大栅栏门和中间的院子，一个警卫给我指了指下面一点的另一个入口：进圣礼拜堂的那个。栏杆中间排了一队游客，我想直接进门廊，但另一个警卫做了一个严厉的手势，示意我和其他人一起排队。

一间衣帽间的尽头，规定要大家把口袋中的所有金属物品拿出去。我身上只有一串钥匙。我要把它放在一个传送带上，到玻璃的另一边取回，但当时我一点都没弄明白这是要干什么。由于我迟疑了片刻，我又被另一个警卫呵斥了一下。他是宪兵？还是警察？我是不是也要像刚入狱的人那样，把我的鞋带、皮带和钱包交给他？

我穿过一个院子，走进一条走廊，步入一个很大的大厅，一些手上拿着黑色公文包的男男女女在里面走来走去，其中几个穿着律师的袍子。我不敢问他们去5号楼梯怎么走。

一个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的门卫给我指了指大厅的尽头。从那儿我进了一个冷冷清清的厅，几扇向外斜开出去的窗照亮了一个灰暗的日子。我在厅里走了一圈都没有找到5号楼梯。我像在噩梦中一样恐慌起来，眩晕起来，在梦里找不到车站，而时间过去，眼看这就要误火车了。

二十年前，我也曾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我得知父亲住进了萨尔贝特里耶慈悲医院。我青春期后就没见过他。于是，我决定出其不意地去看望他。

我记得自己为了找他，在这所大得不得了的医院游荡了几个小时。我走进一排古老的大楼，走进摆了一排排病床的集体病房，我问了几个护士，但她们给我的信息是互相矛盾的。在这个巍峨的教堂和一排让人感觉不真实的大楼里来来回回走了很多趟之后，最终我开始怀疑我父亲是不是真的在这儿。那都是些十八世纪的建筑，让我联想到玛侬·莱斯科1和那个时代，当时这里是阴森的名叫“总院”的女子监狱，里面收押的都是要送到北美路易斯安那去的女犯人。我在石子铺的院子里走来走去，直到暮色降临。我后来再也没见过我父亲。

不过我最终还是找到了5号楼梯。我步行上楼。一排办公室。有人把501室指给我看。一个短发女人，神情冷漠地问我要干什么。

她用干巴巴的嗓音跟我解释说要想得到出生证明的副本，我应该写信给共和国的检察官，巴黎大审法院检察院，奥尔菲弗尔河岸街14号，三处B。

三周后，我收到了回复。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二十一点十分，多拉，女，出生于桑泰尔路15号，父亲是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操作工，母亲是塞西尔·布尔岱吉，一九〇七年四月十七日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无业，两人住在塞纳瓦兹省塞弗朗，列吉亚大道2号。出生证明写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十五点三十分，由见证了分娩一事的加斯帕·梅耶申报，七十三岁，皮克皮斯路76号的员工和住户，他在读过证明后，和我们，还有奥古斯都·纪尧姆·罗斯、巴黎十二区的区长助理签了字。

桑泰尔路15号是罗斯柴尔德医院的地址。那个时期，医院的产房诞生了很多和多拉一样的移民到法国的穷苦犹太家庭的孩子。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好像埃尔内斯特·布吕代那天没能请到假亲自到十二区的区政府申报女儿的出生。在记录上或许可以找到在出生证明下面签字的加斯帕·梅耶的一些信息。皮克皮斯路76号，他是那里的“员工和住户”，恰恰就是罗斯柴尔德医院的地址，那家医院是专为老人和穷人开设的。

多拉·布吕代和她父母的行踪，在一九二六年这个冬天，迷失在巴黎东北郊乌尔克运河一带。有朝一日，我要去塞弗朗，但我又害怕那里的房屋和街道都改变了模样，和所有其他郊区一样。下面是那一时期列吉亚大道上一些机构的名称和一些住家的名字：弗兰维尔的特里阿农位于24号。一家咖啡馆？电影院？31号曾经是巴黎大区的酒窖。一个叫若朗的医生住在9号，一个叫普拉泰尔的药剂师住在30号。

多拉父母住的列吉亚大道和延伸到附近塞弗朗、里弗里—加尔冈、奥奈丛林一片区域都属于同一个居民区，统称为弗兰维尔2。这个区是围着二十世纪初在这里创建的西屋刹车厂而形成的。一个工人聚居区。三十年代它想变成独立的市镇，但没有成功。于是，它一直依附于周边的三个市镇。不过它还是有属于自己的火车站：弗兰维尔站。

埃尔内斯特·布吕代，多拉的父亲，一九二六年冬，肯定是西屋刹车厂的操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