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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世”的神效（上帝干了七天活，创造了人类和现实世界，而小说家干第八天的活，创造上帝没能创造的人物和世界）。而且作品中还透露出了更多的让人思考的信息。

现实

在对《天意》的评点中，我曾谈到，让我感兴趣的是，当代人为什么会迷恋一种虚拟的历史呢？一种解释是，这或许是因为中国历史太长，而对它的诠释又不满意，因此总是试图修改吧？在电视和电影中，产生了戏说一类东西。

但是，《新宋》更为核心的方面，似乎并不是对过去的历史不满意，而进行的重新解释。当然这方面的因素也有，但是，更多的，还是对“当下”的某些思考的映射吧？正是这种思考，在不少年轻作者写作的幻想小说中却处于缺位的状况，使这些作品根本留不下来——它们有着华丽的包装，却没有灵魂。

读《新宋》时，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作者没有选择他本人熟悉的西汉史？作者给出的理由是有关宋史的一道题没有答上来。但宋史的一道题没有答上来，就有这么严重么？就有必要去弄一部50万字的小说么？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宋史本身产生拷问。严复曾指出：“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则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超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总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它是中国的一个关节点。甚至可以说，一旦我们改变了宋，就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以及——中国的未来。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宋朝是亲切的，它可能是有生以来我们第一个“遭遇”的中国历史朝代，或者说，这一代人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感性认识，最初其实来源于“文革”后期的“批水浒“（《水浒全传》的扉页上还印有毛主席语录。记得在上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已经能够背出全部一百零八将的绰号了）。随后是沉湎于“说岳”的连环画。小时候看到的，必然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只是个人与历史的一种巧合吧，但也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种造化。

就《新宋》而言，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其实是当代思想与古代思想的激烈碰撞。这这样的背景下，架空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单为研究宋史，直接还原一个王安石变法的故事好了，用不着弄一个现代人来掺合。而作者也没有选取另一种架空，比如加入大量武侠元素，把它娱乐化，把它变成戏说。作者恐怕不能违背自己内心的命运呼唤。

那么，为什么选取熙宁二年到七年？直接地看，是因为有了王安石的改革。熙宁变法，据说甚至得到过革命导师列宁的高度评价。而此事至今没有定论，熙宁变法成为了宋史乃至中国历史里一个最具诱惑力的历久弥新的大题目。我想，它对历史系学生产生的诱惑力，那正是很大的吧。《新宋》的诞生，哪怕有再多的巧合因素，也是因为宋史本身有太多可写的了。是历史决定了现实，是时代决定了小说。而这个时代当然不是指的宋代。

现在我们看到的新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其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改变中国的积弱积贫。很凑巧的，这也是中国近代以降的主题。我注意到，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大部分幻想小说的主题，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也就是探讨怎么才能使中国强大。1905年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的结尾，写了主人公在上海办了十万人的大学，让中国人学习现代科学技术，这与《新宋》中的白水潭书院简直是同出一辙。而这与西方的娱乐和冒险主题不太相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探讨过这个问题，指出把西方科幻小说引进中国的，都是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鲁迅、茅盾等人。生长于改革开放转型期的《新宋》作者，怕也不可能挣脱这样的情结，真正“轻松”下来吧。《新宋》必然产生于此时代。对于改革或者革命的思考，必然梦魇般死死地缠绕着这几代中国人。一旦走出了“文革”的灾难，许多知识分子就一边批判着历史，一边沉湎于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的未来幻想之中。石越是他们的精神外化，《新宋》是他们的理想寄托。

那么，《新宋》是怎么解决宋代的改革开放的艰难命题的呢？石越与现今的人一样，选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这应该是作者的政治立场了。这让我感到很是有趣。石越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要创造一个天堂般的“新宋”，这是情势所必然。至于他是否有着自觉的历史使命感，比如，一心想着要使中国避免几个世纪后的鸦片战争，则在小说中看不到明显的表述，因为，体现在石越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是那么的强烈，只是一些读者还是会往这个方面去想的吧，他们希望石越更愤青一些。具体来说，石越给宋朝带去了几种文明：一是科技文明。比如，绵纺织技术，作者设定这个情节，因为想到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所依赖的物质工具（珍妮纺织机）。再比如，印刷术，很有意思的是，毕升只是一个若有若无的背景，作者其实想的是“古腾堡的群星”，那是摧毁封建制度的一张王牌（但至少在《十字》中，给人的印象，印刷术却是用来完善封建**制度的东西）。还有军事技术，包括更易携带的、威力更大的火药的发明，以及原始手榴弹的制作，但这就能弥补王安石改革中薄弱的强军环节吗？再就是高炉和平炉炼钢技术，寓意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引入。但是，技术是如何拓展人们的观念的呢？这一点，作品没有展开。另外可以看到，石越作为一位文科学生，在技术方面隐隐地有着不自信的一面。他对于熙宁七年将要发生的旱灾和蝗灾，只能用先皇托梦来向人们解读，而无法用技术进行包装，比如引入科学的预测体系，来向那时的人们说明。石越在这方面的迟疑，是在他写《三代之治》时，所不曾有过的。读者至少期望着，能看到阿西莫夫在《日暮》中的天文学示警一类的描写吧？不过，作者仍然在小说中引入了十分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就是给宋代注入的不仅是更好的技术，而且还有科学！这的确要让人热泪盈眶了。

二是商业文明。作者给宋朝引进了市场经济的概念和制度。或许宋朝接受这个也比较容易一些吧，记得中学的历史课本，就已在大谈北宋的资本主义萌芽，还以交子的出现作为注释。何况，王安石的变法，更主要是经济改革。使这项改革顺利进行下去，革除其弊端，石越必然要引入新的经济制度。比如，钱庄（银行）的设立。石越向神宗进言：“其实方法很简单，只需由朝廷颁布诏书，招募商家在各地建立钱庄，农民可以向钱庄用某产为抵押借青苗钱，立字为据，利息限为二分，钱庄一分，朝廷一分。如此朝廷可以不动常平仓，免征收执行之劳，坐收其利，而商家自有利润可得，亦乐于去做，百姓则不受强征之苦。此三面皆有利之事……地方官府没有政绩的压力，由坐庄放债的债主变成了监督者，可以在钱庄和百姓发生纠纷时从中裁断，百姓也不至于上告无门。”在这番话里，石越似乎想说：市场经济的主体其实是企业，而“有限责任政府”是很关键的。这样一来，便使唐甘南这样的私营企业家有了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可能。他是石越重要的赞助人与合伙人，在大宋棉纺工业、印刷工业等历史上，皆占有重要的位置。小说还写到了取消茶、盐的政府专卖制度，将配额出售给商人。还有在农村中建立互助合作社。而财务审计、统计报表这些现代经济的东西，也始于石越。不过，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方面，至少在第一卷《十字》中，石越似乎没有太多的建树。神宗时代的一切经济奇迹，主要还是人治的结果。这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就算以今天的情况作对照。

三是政治文明。这方面，既有新观念的提出，也有实际的变革。石越称，今世若欲求大治，则当在各县聚士绅乡老，设置议会，专事讨论县官施政得失。此是借三代之治而设计出现代议会制度的雏形来。他还提出了办报的主张，最后由桑充国实现，而且办的不是一家报纸，这仿佛一个民智落后的时代，开了言论自由的先河（很可怕吧）。不过，小说又使其受到制约，让石越提出订立了报律，这是最早的新闻出版法吧，但好像还不是依法治国的开端。再比如兴办学校，白水潭书院已有现今大学城的气势，学生人数竟达到两万人。而且，从一开始，作者就让新型知识分子成为了一股政治势力，是新党与旧党之外的第三势力。这后面，隐藏着唤醒人民的冲动。至于百年翻译的举措，则是向西方开放了。

所有这些的后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应该是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的民主了。正是在这里，显出了石越的超越和局促。在熙宁二年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以复兴上古三代（尧、舜、禹）的名义，讲叙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石越与苏东坡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便反映在这本书中。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落脚点在于，“士绅们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维护乡里的利益，把自己的命运和皇上联为一体，帮助皇上监督官员；而皇上则可以得天下民心，而无须加俸，无须置官，无须变法，便可以多出千百万计的监察御史。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国家焉能不大治？”这便是贯穿整个《新宋》的主题吧，也是作者所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的理想吧。

石越的深刻性在于此，而局限性也在于此。他的改革，必须要得到神宗的支持。而且，我们真的很庆幸，他来到了一个相对来说较好的时代，不但有赵顼，还有有王安石，有司马光，还有苏轼。在那个随便因为一句话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时代，这些人应该算是难得的“好人”了。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够推动起来。但是，改革的方向是否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呢？石越可以改变一切，但改变不了君主制，而他也没有去尝试改变这个。甚至，他似乎是迷恋着明君，担心着失宠而不能遂其志。至少在第一卷《十字》中，读者看不到任何否定君主**的迹象，石越根本不想来一场“熙宁革命”。因此，在整部书中，虽然有一些民间人物出场，但是，历史仍然是皇帝和少数几位权臣的历史。这是《新宋》主题与实际之间的巨大悖论。那么，这是否反映了21世纪的知识精英的某种矛盾而迷离的心态呢？但我们却不能称之为虚伪或者软弱。

但是，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有些方面，作品显得表面化，比如，它给人一种简单移植的感觉，我们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在习惯性地使用一些耳熟能详的21世纪政治词汇。我们看到，石越在不同的场合，大力倡导着“亲民”与“求是”　，他提出了“国不富而民富，民先富而后国自富”的施政策略。而所谓“民先富而后国自富”，或者说“小河有水大河满”，这是最近这几年中国社会的变革中，才由一些政治精英提出的新理念。石越还劝神宗“切切以人为本”。皇帝当时甚至没有听懂，还反问了一句：“以人为本”？或许，读者期望中的石越，应该更复杂一些吧，有更多的独立思考吧，有更多的批判精神吧。那么，我想，作品跟作者的社会阅历，大概还是有关系的吧。说到底，这是一部书斋小说，与一些现实类的政治小说相比，《新宋》第一卷的厚重感未免在这里削弱了。若要说《新宋》的缺失，则是正在此中。它消减了历史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也淡化了深刻的悲剧性，缺乏一个古老民族的苍凉感。它太理想化了。

未来

由于有了石越，宋朝将会怎样发展？靖康之耻可以避免吗？中国以后会怎样？还会有蒙古帝国吗？西方世界又会怎样进化？中国会领导一种始于11世纪的崭新全球化进程吗？阅读过程中，读者会不时产生着这样的期待。

我读此书的时候，在看到作者写道，辽国上下翻译并学习石越的《三代之治》等书，我于是设想辽国会否由此强于宋朝？最终，是辽国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但这可能是刘慈欣这样的人才会去写的吧。

对于未来，其实石越本人也很无奈。他知道这样做，是在冒险。比如，他并不知道蝴蝶效应的影响下，熙宁七年的旱灾，会不会如期而至，根本是未知之数，若是不来，在掀起轩然大波的情况下，他的政治生命就不用说了，就算是他的小命，哪怕宋廷有“不杀士大夫”的祖宗之法，只怕也保不住他。

所以，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新宋》的欲言又止，或许还在于，幻想是被小心地控制着。如作者说，“不要过分地游离于历史之外。以至于我有时候也会郁闷，我为什么不让赵顼拥有现代人的知识，而要选一个石越去白手成名？我为什么不能放任的科技的爆炸，偏偏要小心谨慎的把一切技术，控制在手工业时代？”在作者看来，白水潭书院的历史任务，也仅仅是“百川汇海”，而非“取而代之”。也只能这样了。

我设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石越返回的朝代，是徽宗时期呢？如果石越不得不与秦桧的共事呢？或者，是在史弥远的手下呢？则处理起来的难度或许更大一些吧？或者我们这样设想，石越不是从21世纪初出发，而是从20世纪20年代出发呢？甚至，是从20世纪60年代出发呢？如果换了另一个人，而不是石越，这个人更有野心，他干脆就篡皇帝位子了呢？像石越这样的君子，在现实中其实不是很少的吗？或者，我们更需要一个能够TF神宗的现代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那个一人说了算的时代。但作者都没有这么选择，他只是站在他个人的窗口前，去看待那段历史。

这使一切重新回到了不确定性上面。很多人自称看透了现实，看破了红尘，但小说这种文字，却还能为这个似乎不再有悬念的世界，提供一些看不透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它也为我们的后世，保有了更多的幻想的可能。这就足以使文学继续生存下去了。因此，小说就是小说，所以，最好还是不要把《新宋》想成了一个迷宫。它其实是文人的一场智力游戏，谁都可以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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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简体版评论集　无罪的眼睛——论《新宋》中的历史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07…11…16　8：30：02　本章字数：4696

（袁景文）

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宋》书写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