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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到乾隆十四年的秋审、朝审，皇上还一改从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决，即行处死。

一时大狱叠起，形成前所未有的恐怖气氛。据说，昔日时的宽仁皇帝，一下子变成了铁腕皇帝，整个朝廷为之震惊。这一切似乎都是由于丧妻后产生的一种变态心理。皇上在处决他的大臣时，不再垂泪颁谕，心中戚戚，而是怒气冲冲，心安理得。由寅畏小心，一变而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1＇

刘松龄的书信中并未提及此事，但他所说假如在江苏、浙江发生了什么起义的话，是否也有所指，我们就很难断言了。不过，对于“金川之役”，他却是有很多看法。

乾隆十三年处理的另一大事，正是“金川之役”。金川处于四川西北部，地势极为险恶，气候恶劣异常。乾隆十至十二年，在金川附近的“瞻对之役”中，清廷用兵二万，耗帑百余万，结果只草率了局。金川之役则耗费了军费近二千万两（当时一年岁入惟二千七百余万），调用十万官兵（加夫役几近二十万人），死伤数万，阵亡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数十人（对方只有人口一万，战士数千）。为了这场意想不到的挫折和惨败，处死了经略大臣讷亲、川陕总督张广泗、大学士庆复等。＇2＇战争最终以一个虚假的“胜利”结束（它成于另一个亲信大臣、皇上的妻舅傅恒之手），以之挽回在全国面前丢尽的颜面。＇3＇

这在乾隆朝十几年时间里还是没有过的。

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上谕：朕实为大不称心。如果说表达了对皇后丧仪风波的一丝自责之意，对这两次战争就更明显了。针对瞻对之役，上谕：

既已失之于前，不可文饰于后。此一事，我君臣皆不得辞未曾妥酌而率尔兴戎之咎。＇4＇

对于金川之役，更屡次谕及：

朕心深为追悔，不知上年何以办理至此，岂非前谕所谓命运使然者耶？＇5＇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此事错误，朕君臣同之。朕既知而速改，……乘此收局，犹为未晚。若更日引月长，无所底止，何以善其后？部库帑藏，内地民力，皆所当惜。＇6＇

而更重要的则无过于对乾隆初政第一大事——粮政努力的自责。

乾隆初年，政府成倍增加了仓储和扩大了赈恤力度，至少它在救灾中——那几年灾害颇多，＇7＇特别是乾隆六到八年——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但它也带来很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积因已非一日，皇上早也有所觉察，但迟迟难以下定决心罢了。

在乾隆八年两江赈灾时，皇上就有过一番检讨。＇8＇但认为那不过是一个短期现象，因此只采取了一些权宜措施。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御史欧堪善重提这一问题。＇9＇十二月戊辰，终因“迩年以来，（米价）日见腾贵”，发动了一场对粮政和粮食问题的大讨论。时距皇七子永琮出痘而殇，尚有半个月时间。上谕：

朕思米谷为民生日用所必需，而迩年以来，日见腾贵，……夫商贩流通，贵则征贱，间或暂时翔踊，何至连岁递增，有长无落？

若谓囤户居奇，此实弊薮，然自地方官力所能禁，何至全不奉行，任其垄断累民？……

若谓户口繁滋，则自康熙年间以来，休养生息，便应逐渐加增，何独至今日而一时顿长？

若谓水旱偏灾，则亦向来所有，何以从来未闻如此之贵；且亦当歉者贵而丰者贱，又何至到处皆然，丰歉无别？

若谓康熙年间仓储有银无米，雍正年间，虽经整饬，亦未详备，今则处处积储，年年采买，民间所出，半入仓庾，未免致妨民食，此说似乎切近，……朕反复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处之方……

因此令各省督抚“详求得失之故，据实陈奏”。＇10＇

其后几个月时间里，在经过一番小心的试探之后，各省督抚纷纷把他们的意见奏告上来，共有二十余份。＇11＇自乾隆初年以来，这种“汇议”已有过多次，如有关矿政、水利，以及禁铜、禁烟、禁酒，＇12＇　等等，而这一次恐怕就是最著名的了。

粮政方面的努力已持续了十几年时间，现在要求“下马”，这能行吗？对这样一个政体来说，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所谓“失败”了，它可能引起各种连锁反应，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因此即使没有那些政治风波，那些官员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格外当心了。

封疆大吏们各执一词，又像是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各个角度开说着各自的道理，生怕没能团弄好皇上，事与愿违，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毕竟由皇上先带了头，他们那些大胆的言论，也就不显得那么尖锐和冒失了。终于，矛头都对准了人事上的原因——采买过多。＇13＇或可与这些地方大员媲美的，是大学士傅恒在金川战事中如何“诱导”和“维护”皇上下定“收局”的决心的。＇14＇

其时“运度驳杂”，＇15＇特别是“自办理金川军务以来，一切政务，未免因此分心”。＇16＇诸项大事交织在一起，交互作用，没想倒促使皇上下了决心。乾隆十三年七月，讷亲在金川的败报传来（同时关于粮政的大多数奏议已经上报），与其拖延下去，似不如快刀斩乱麻为好。新的决策就这样定了下来，上谕：

迩年以来各省米价不见其减，而日见其增，反复推究，莫知致此之由，……众论颇以为采买过多，米价益昂。因思生谷只有此数，聚之官者太多，则留之民者必少，……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为改弦之图……

令各省常平仓谷悉照康熙雍正年间旧额，其多贮者，以次出粜，著大学士等妥议具奏。＇17＇所谓“既知初意之失”，已与“罪己诏”相去不远，跟着政策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其时，几乎接到一个败报，即有一个新的决定出台。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等议复：通计十九省应贮谷三千三百七十九万石，较之乾隆年间定额四千八百万石，计减一千四百余万石。＇18＇

为此皇上不惜回到雍正朝苛严的老路上去，乾隆十四年二月己亥，上谕：

朕恭阅皇考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见批示原任浙江巡抚黄叔琳缓征一折，备悉外省官民，沽名邀誉，藉端逋欠情弊，曲中隐微。仰见皇考聪明睿智洞达治体，朕远不能希踪万一。

迩年来各省督抚，凡有奏请缓带旧欠钱粮，朕必降旨俞允……督抚身任地方，固当爱养斯民，亦宜兼筹国计。如偶遇水旱歉收，民力果属拮据，自应据实陈奏。不然，则违道干誉之积习，与顽户猾胥之浇风，亦当深戒而切禁之，毋谓殊恩之可以滥邀也。

乾隆十七年，谕：

所有存贮实数得十分之三四，即不必亟资买补。其动帑委员采买之处，似可概行停止。＇19＇

随后，米价也随之下降并趋于平稳。

但此一事中，亦不免有虚夸、好名之一面，日后曾于《御批纲鉴》（卷40）中写道：

常平亦不过救什伯于千万耳，曾力行之，终无实效……利不什不变法，废之而其怨者将益众，毋宁仍旧贯而不为其已甚，斯可耳。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上谕：

事当据理据实，慕虚名而为多损少益之事，初年或有好名之心，今则经事久而见理真，不为此矣。

乾隆初年的“粮政事件”就这样中止了。它前后贯穿了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