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便衣出见,崇礼派来的一名翼尉,很客气地说:“请张大人到敝处接旨!”
听说接旨,张荫桓知道大事不妙,只是不愿让家人受惊,所以平静地答说:“好!等我吃完饭就走。”
回到餐桌上,神色如常,只是秦稚芬却不敢再说那些徒乱人意的故事了。张荫桓当然也不会有太多的话,静静地吃完,换上公服,预备到步军统领衙门去接旨。
须臾饭罢,张荫桓不进内室,就在小客厅中换了公服,一如平时上衙门那样,从容走出大厅。那翼尉是老公事,看他这副神态,知道他掉以轻心,自觉有进一忠言的必要。
“大人,”他说,“如果大人有话交代夫人,不要紧,卑职还可以等。”
张荫桓一颗心往下沉!这是暗示他应与妻子诀别,有那样严重吗?刹那间想起自己在洋务上替朝廷解决了许多的难题,以及慈禧太后屡次的温语褒奖,谁知一翻了脸是如此严酷寡情!他平日负才使气惯了的,此时习性难改,傲然答道:“不必!”
说着,首先出门上车。翼尉紧接在后,与从人一起上马,前后夹护,一直到了步军统领衙门,将他带入一间空屋子,那翼尉道声:“请坐!”随即走了。
张荫桓原以为崇礼马上就会来宣旨,谁知直坐到午时,始终不曾有人来理他。听差当然是被隔离了,只能问看管的番役,却又不得要领。守到黄昏,饿得头昏眼花,而且不知道这晚上睡在那里,忍无可忍之下,大发脾气,于是有个小官出面,准张家的听差送来饮食被褥。只是主仆不准交谈,所以张荫桓对这天山雨欲来,狂飚已作的朝局,毫无所知。
这天朝局的进一步变化,是从一桩喜事开始。王公大臣,一律蟒袍——俗称“花衣”,是国家有大喜庆时必穿的吉服慈禧太后复出训政,当然算是喜事,所以王公大臣“花衣”
朝贺。
朝贺皇太后,是由皇帝领头,天颜惨淡,手颤目呆,与那班别有异心的亲贵如端王载漪,顽固不化的老臣如徐桐,以及“后党”如刚毅之流的喜逐颜开,恰成对比。
瞻拜玉座,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传旨:“御前大臣、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暂留,听候召见。”
等到慈禧太后用过早膳,再次“叫起”,由御前大臣首位的庆王领班,进入勤政殿时,皇帝已经鹄立在堆满了文件的御案之前了。
“皇帝!”
“儿子在!”皇帝急忙转过身来,伛偻着腰,斜对着上方。
慈禧太后却又不理皇帝了,指着御案上的文件,面对群臣,大声说道:“这是从皇帝书桌里和康有为住的地方找出来的东西!我要大家来看看,皇帝几次跟我说,要变法图强。想国家强,谁不愿意。不过,变法可不是随便的。本朝最重家法,祖宗的成宪,那里可以不守。我当时跟皇帝说,‘只要你不改服饰,不剪辫子就可以了!’这话的意思,谁都明白,是劝皇帝别闹得太过分!那知道皇帝竟听不懂,或者听是听懂了,为了跟我呕气,索性大大地胡闹!”
“儿子,”皇帝结结巴巴地分辩,“绝不敢!”
“哼!”慈禧太后冷笑一声,仍然俯视群臣,对皇帝连正眼都不看一看,“四月初十以前,皇帝还不敢太胡闹,因为恭亲王还在,敢在皇帝面前说话。皇帝,你自己说,你六叔咽气的时候,跟你怎么说来着的?”
皇帝御名载湉,生父醇王奕譞行七,而恭王行六,本应称“六伯”,但因皇帝已入继文宗为子,所以改称“六叔”。当恭王病危时,皇帝奉太后亲临视疾,已入弥留的恭王突然张眼对皇帝说道:“听说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请皇上慎重,不可轻信小人”这是指康有为而言。在此以前,皇帝曾打算召见康有为,面询变法之道,恭王不肯承旨。他的理由是:定例,皇帝不得召见四品以下的官员。而康有为是工部主事,官只六品,结果是命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代询。此时又作最后的谏劝,皇帝含泪颔首,表示接纳。而亦因此,为慈禧太后所恶,逐出军机,闲废十年而复起的恭王,身后恤典优隆,赐亲贵最高的谥号为“忠”,辍朝五日,素服十五日,入祀贤良祠,配享太庙。
现在慈禧太后提到这段往事,要皇帝亲口复述,等于要皇帝向群臣自责,已纳忠谏而又背弃。无信不立,皇帝何能自承失信,可是在慈禧太后严厉的眼光之下,无可奈何,只好嗫嚅着说了恭王的遗言。
“你呢?你许了你六叔没有?愿意听他‘人之将死’的那句话?”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慈禧太后不必再表示自己的态度,就这半句成语,便肯定了法不可变,康有为不可用!皇帝已无法逃避责任,唯有自承:“儿子糊涂!”
“你们听见了吧!”慈禧太后大声说道:“恭亲王一死,小人就都猖狂了!隔不了几天,御史杨深秀上折子要‘定国是’,又要废八股,又说什么请皇帝‘御门’,跟大家立誓,非变法不可。以后又有徐致靖上折,也是要定国是。这都是罪魁祸首,最叫人想不到的是,变法的上谕,居然是翁同龢拟的。三朝老臣,两朝师傅,官做到协办,国家那点对不起他?他要带着皇帝胡闹,毁祖宗的成宪!真忘恩负义到了极点!”
慈禧太后提到翁同龢,大为激动,戴满了戒指的右手,连连击桌,一下比一下响,震得皇帝一阵一阵地哆嗦,而臣下亦悸怖于女主的雷霆之怒,相顾失色。特别是与翁同龢有深切关系的人,更是将颗心提到了喉头,深怕慈禧太后还饶不过已被逐回乡的“翁师傅”。
“当然,罪大恶极,说什么也不能饶的是康有为!”慈禧太后环视而问:“如今怎么样了?”
这是询问捉拿康有为的结果。照廷对的惯例,应该由领班的庆王回奏,如果庆王不明究竟,即应指定适当的人发言。谁知庆王还不曾开口,军机大臣刚毅已越次奏对,“回皇太后的话,康有为确已坐上英国轮船,逃到上海去了!”他说,“奴才愚见,应该责成总署跟英国公使馆严加交涉,转知该国轮船,不论在何处泊岸,立即将康有为捆交当地地方官,才是正办。”
难题到了庆王头上。他久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道类此情形除非曾经订立引渡的条约,否则就是一件决不可能的事。但如照实回奏必定会遭责难,且先敷衍了眼前再说。
因此,他不待慈禧太后作何表示,抢先说道:“据报,康有为坐的是重庆轮,这条轮船是英国太古公司的。奴才回头就跟英国公使去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