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车站旁的停车场相互道别。他保证照管好事务所,尽量拉来一些生意。他会尽心尽力,我对此毫不怀疑。他驾着车向圣彼得医院的方向驶去。
我以前从未乘过灰狗公司的车。车站很小,但很干净,挤满了星期天上午的乘客,大多是老人和黑人。我找到售票员,取了预定的车票。这张票化掉我的公司139美元。
汽车于8点钟准时开出,向西驶入阿肯色,然后向北进入圣路易斯。幸运的是,我设法避开了坐在我旁边的人带来的麻烦。
车上的座位已几乎坐满,只剩下三四个空位。根据行车时刻表,我们将在6小时后到达圣路易斯,下午7点前抵达印地安那波利斯,并于当夜11点到达克利夫兰,在车上要呆15小时。取证将于明晨9点钟开始。
我敢肯定,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里我的对手们此刻仍在呼呼大睡。不久之后,他们将起床漱洗,吃一顿香甜可口的早餐,接着就在后院里和太太一起翻阅周日的晨报,有人也许还要去教堂,然后再用一顿丰盛的午餐,打一盘高尔夫。等到下午5点钟左右,他们的太太会开车把他们送到机场,在那里与他们一本正经地吻别,然后再送他们坐进头等舱。一小时后,他们将在克利夫兰着陆,而且大利公司准会派人热情欢迎,开车把他们送到该市最佳的饭店。在饱餐猛喝了一顿之后,他们将聚集在豪华的经理会议室内,策划针对我的阴谋直至深夜。大约在我办完登记手续住进第6汽车旅馆或别的一家汽车旅馆的同时,他们将上床安息,而且已经是精神焕发,胸有成竹,为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
大利保险公司大楼位于克利夫兰一个富裕的郊区,这个郊区是当年富有的白人大规模迁出市中心的产物。我要出租车司机帮我在其附近找一家便宜的汽车旅馆,他对这一带了如指掌,把车停在广场客栈前。客栈隔壁是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对面则是一家录像馆。这一带布满了脱衣舞厅,快餐店,闪光广告牌,购物中心,廉价的汽车旅馆。不远处准有一个商店区。看来这里倒挺安全。
空着的房间很多。我住一个晚上,付了32美元现金。我遵照戴克的指示,要了一张收据。
我于12点2分上了床,眼睛瞪着天花板。这时我才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家汽车旅馆的帐房,谁也不知道我在何处。不会有人给我打电话,也不会有人来看我。
当然,我无法入眠。
打从我开始憎恨大利公司以来,我一直在脑海里想象这家公司总部的模样。我仿佛看见一幢高高的现代化大楼,许许多多的玻璃在上面闪闪发光。大门旁边是一个喷泉,旗杆林立,一块黄铜标牌上镌刻着公司名称和标识语句。到处都可以看到财富和兴旺发达的象征。
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大楼倒是很易找到,因为在混凝土入口处的上方用黑色的粗体字母写着:贝克盖普路5550号。但哪里也看不见大利公司的名称。事实上,这座大楼在这条街上毫不显眼。没有喷泉,也没有旗杆,而只是由相互嵌在一起的几座方块建筑物组成了一座庞大的五层大杂烩。它非常现代化,却又丑陋得令人难以置信。大楼的外部是白色水泥墙和涂黑了的窗户。
幸好大楼的前门做了标记;我跨进小门厅,门厅一侧放着几盆人造植物,另一侧坐着一个漂亮的接待员。她带着一副时髦的耳机,一根细细的电线弯弯曲曲地绕在下颏边,离她的嘴唇不过几英寸。在她身后的墙上,是难以归类的3家公司的名称:平孔集团、绿湖海洋和大利人寿保险。哪个属于哪个?每家公司的铜牌上都刻着一句忸忸怩怩的标识语。
“我叫鲁迪·贝勒,应约前来见一位保罗·莫耶先生,”我很有礼貌地说。
“请稍等。”她按了一只按钮,等了一会,说,“莫耶先生吗?这儿有一位贝勒先生想见你。”她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他的办公室一定就在附近。我等了不到1分钟,他已在热情洋溢地和我握手寒暄。我跟着他绕过一个角落,穿过一段走廊,上了电梯。他几乎和我一样年轻,废话说个不停。我们在四楼走出电梯,地上铺着地毯,灯光暗淡,墙上挂着画幅。在莫耶不停的啰嗦声中,我们沿着走廊走去。他拉开一扇沉重的门,领我走进房问。
欢迎来到名列《幸福》杂志500家大公司排行榜的大利公司!这是董事会会议室,宽敞的房间中央是一张亮闪闪的椭圆形长桌,周围至少放了50张真皮座椅。会议桌中央的上方挂着一盏枝形吊灯,距离桌面不过几英尺。我左侧的角落上有一个吧台,有侧是一个咖啡盘,上面放着饼干和硬面包围。在食物的四周围着一群阴谋家,至少有8个,统统穿着一色的黑西装白衬衫黑皮鞋,打着条子领带。8对1。我身上的几个主要器官,本来就紧张得颤颤栗栗,现在则成了山摇地动的振动了。狄龙·基普勒啊,在我需要你的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即使戴克此刻在场,对我也将是莫大的安慰呀!
他们中有4位是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律师。1个是孟菲斯听证会上见过的熟面孔,另外3个则是初次相遇的陌生人。一见我到场,他们全部立刻闭上了嘴巴。有一会儿,他们全都不吃不喝不讲话,只是痴呆呆地瞪着我。我把他们正在进行的重要谈话打断啦。
T.皮尔斯·摩尔豪斯第一个活转过来。“进来吧,鲁迪,”他没话找话地说。我依次点头招呼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小M.亚历克·普伦克和布兰登·富勒·格罗,然后和4位新交一一握手。摩尔豪斯大声地说着他们的姓名,我却立刻忘得干干净净。在基普勒的法庭上发生的那场小冲突中露过面的杰克·昂德霍尔,是大利公司的专职律师,也是指定的公司发言人。
我的对手们个个都是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在快速飞行和享受了轻松的晚宴以后,昨儿夜里准是睡得十分安稳。他们衣服笔挺,折线分明,就好像不是从旅行袋,而是今晨刚从衣橱里取出来似的。而我的眼睛却是又红又干涩,衬衫皱皱巴巴。但我的心里有比外表更重要的事。
法庭书记官到达以后,皮尔斯把我们领到桌子的一端。他把桌头的位置留给证人,然后就绞着脑汁,考虑如何安排每个人的座次。过了一会,他终于有了主意。我遵命坐到指派给我的座椅上,并且试图把它拉近会议桌。这该死的椅子足有1吨重,移动起来十分费劲。在我的对面,离我至少有10英尺远的地方,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4位伙计,正在打开公文皮包,他们故意制造出来的噪音,要多响有多响。碰锁咔嗒作响,拉链嗤嗤发声,唰唰抽出档案,哗哗翻动纸页。几秒钟不到,桌上已乱七八糟地散放着一堆堆文件。
坐在法院书记官后面的那4位公司雇员,由于拿不准下面该如何动作,正不知所措地等着听从T.皮尔斯的使唤。他手上的文件和拍纸簿最后总算整理妥帖,终于开口道:“嗨,鲁迪,我们认为取证应从我们公司指定的发言人杰克·昂德霍尔开始。”
我早料到他会来这一手,而且决定要加以反对。“不,我不这样想,”我多少有点紧张地说。尽管置身于他乡异地,又处于敌手四面包围之中,我依然竭力使自己处事冷静。我不想从公司指定的人开始取证,这有种种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这主意是他们提出的。今天是我在取证,我不断地这样告诫自己。
“请重复一遍好吗?”
“你已经听见我的话了。我要从杰基·莱曼西支克开始,也就是那位理赔员。但我首先要看档案。”
欺诈案的核心是理赔档案,亦即总部理赔员保存的全部来往书信和文件。在一桩头绪清楚的欺诈案件中,理赔档案是对一个接一个反常现象所做出的准确得令人吃惊的历史描述。我有权得到全部档案,而且早在10天以前就应该收到。德拉蒙德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埋怨他的当事人办事拖拖拉拉。基普勒毫不含糊地下达了法庭命令:档案必须在我今晨到达后立即交给我。
“我们认为,最好先从昂德霍尔先生开始,”T.皮尔斯口气有点犹豫。
“你们怎么想与我无关,”找说,语气激动,义愤填膺。“我们要不要给法官拨个电话?”我嘲弄地问,十足的神气活现。
基普勒虽然不在场,他的权威仍是这儿的主宰。他的命令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我提出的6名证人,今天上午9时必须到场;取证谁先谁后,完全由我斟酌决定。在我同意他们离开之前,他们必须时刻听从我的安排。命令还给我开了一道方便之门:我在开始质询和深挖细找之后,如果必要,还可以追加别的证人。我当然要追不及待地威胁他们,给他大人阁下打电话啰。
“呃,我们,啊,我们,呃,杰基·莱曼西支克有点问题,”皮尔斯边说边紧张不安地瞧着已经向后缩到门边的4名公司雇员。那4位先生个个坐立不安,像接到统一号令似的全都低着头,在仔细研究自己的双脚。坐在我正对面的T.皮尔斯在竭力挣扎。
“什么样的问题?”我问。
“她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