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50,就是5000美元。
“每桩案子一般前后要化4个月,”他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你愿意,我每个月可以给你20份档案。这些案子你要在同一个法庭向同一个法官同时提出起诉,将来回到你手上也在同一天,这样你只需要出庭一次。抓住他们的债务,跟踪追击。90%都只是案头工作而已。”
“我干!”我说。“你们那里还有别的什么活要我干吗?”
“可能。我一直在留心呢。”
招待送上了咖啡。我们开始像律师们最爱干的那样,议论别的律师。我们谈论老同学,谈论他们在这现实的世界上如何闯荡。
布克已经死而复生了。
门开得再小,戴克也可以从门缝中钻进房间,而且不会弄出一点声响。他对我一直是这么干。往往我正坐在写字台前沉思默想,或者聚精会神埋首于难得到手的案卷之中,哇,他已经站在我面前!我衷心希望他进来之前先敲敲门,但又不愿开口找他麻烦。
此刻的情况就是如此。他抱着一堆邮件,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我写字台前。他发现台子一角放着的一叠崭新的债务案卷,问道:“这是什么?”
“工作。”
他拿起一份档案。“拉芬家具店?”
“是的,先生。我们现在为孟菲斯第二家最大的家具店提供法律服务。”
“这是债务档案嘛,”他不屑地说,那厌恶的表情,像是他已经弄脏了自己的双手。而做出这种反应的,却是做梦也盼望在密西西比河上发生更多沉船灾难的那位男子汉!
“这是诚实的劳动,戴克。”
“你这是把头朝墙上撞呀!”
“你还是去追你的救护车吧!”
他把邮件向桌上一丢,又像来的时候一样悄没声息地消失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撕开了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一封厚厚的来信。里面是一叠标准尺寸的文书,至少有两英寸厚。
德拉蒙德回答了我的笔头质询,拒绝了我提出的澄清事实的要求,提供了我要求得到的部分文件。我要化几个小时才能把这一切看完,而弄清楚哪些文件他没有提交,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他对我的质询做出的答复。我必须对大利公司的发言人取证,他指定了克利夫兰总部一位名叫杰克·昂德霍尔的先生。我还向他索取大利公司几位雇员的职务和家庭地址,这些人的名字在多特的文件中曾反复出现。
我用基普勒给的一张表格,写了一份对大利公司6位职员取证的通知。我确定在一周后某一天取证,我当然明白德拉蒙德会提出反对意见。但他对多特取证时曾这样对待我,而且把戏就是这么玩的。他会跑去找基普勒,但基普勒对他是决不会有多少同情的。
我将在大利公司克利夫兰的总部呆上一两天。我对此虽然很不情愿,但我别无选择。旅费,食宿,法庭书记官的费用,一切都很昂贵。我还没有和戴克讨论这笔费用的开支;坦白地说,我一直在眼巴巴地盼他钓到一件能速战速决的车祸案件。
布莱克案件的材料现在已经装入第三个一次性档案袋。我把它放在写字台旁的一只硬纸箱中,每天都要看几次,并且扪心自问: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居然敢梦想在法庭上取得惊天动地的胜利,把了不起的大腕列奥·F.德拉蒙德打得落花流水,屈辱终身?
我活到今天,还从没有对一位陪审员讲过一句话哩。
一小时以前,我打电话给唐尼·雷时,他身体极为虚弱,无法和我谈话,所以我此刻驱车前往他住于格兰杰的家。这是9月下旬,具体的日期我已忘记,但唐尼·雷第一次被确诊患了白血病,是一年多以前。多特前来开门时,双眼红肿。“我看他就要走了,”她抽抽噎噎地说。我没有想到他的情况会变得这么糟糕,但今天他的脸色比以往更加惨白,身体更加虚弱。他昏昏沉沉地睡着。房间里没有开灯。西沉的落日,将长方形的影子洒落在他那张狭窄的小床雪白的床单上。电视机已经关掉,房间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
“他今天一口饭也没吃。”她低声对我说。
“疼得厉害吗?”
“还好。咱给他打了两针麻药。”
“我坐一会儿,”我一边低声说,一边坐到一张折叠椅上。她离开房间,朝外面走去。我听见她在走廊上抽泣。
说不定他已经死了!我把目光盯着他的胸脯,等着看它轻微地起伏,但是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房间里的光线越来越暗。我把靠门一张桌上的小灯打开,他微微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