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以前,我还在法学院念书的时候,马克斯·勒伯格曾经提到过他向州保险署投诉大利公司的事。他当时还说,这种投诉可能不会有任何作用,因为保险业对那些想约束他们的人拼命奉承巴结,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我不禁若有所失。嘿,这可是我承办的第一件保险公司欺诈案哪!
“有人在谈论采取集体行动的问题,你知道,”他说,那一双明亮的眼睛朝我怀疑地眨巴着。他明白我对此同样是一无所知。
“什么地方?”
“罗利的一些律师。他们手头有一批标的不大的欺诈案,不过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大利公司还没有受到打击。我看大利公司准会设法把那些让他们伤脑筋的案子悄悄地私了。”
“大利公司卖出了多少保单?”这个问题在我取证时已经向对方提出过,但还没有得到答复。
“10万不到点儿。假定索赔的比例是1%,那么每年就有1万人提出索赔要求,这和整个保险业的平均数差不多。再假定一半被他们拒赔,那就是5000。索赔的数目平均每年1万美元,5000乘1万就是5000万美元。咱们再假定他们一年化上1000万,这个数字当然也是毛估估,来解决冒来出的一些官司,那么他们玩了这个小阴谋就可以净赚4000万。而第二年他们又可能重新开始依法支付索赔的款子。他们守一年法,第二年再走老路,把客户理赔的要求驳回去,或者再策划一个新的阴谋。他们钱赚得太多了,不管你是谁他们都敢坑你。”
我目瞪口呆地对他望了很久。“你能证明吗?”
“不,这纯粹是一种直觉。这种事或许根本就无法证明,因为他们干得太隐蔽了。大利公司确实干过蠢得叫人无法相信的事,可是大概还不至于蠢到留下书面的证据。”
我本想提出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反驳他的观点,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他已经连连取胜,到目前为止每次交锋,他都证明了他高我一筹。
“你有没有积极参加哪一个辩护律师组织的活动?”他问。
“没有。我开业才几个月呢。”
“我可是相当活跃。我们这些喜欢承办保险公司欺诈案的律师,有一个松散的网络,我们相互一直保持联系。在一起交流小道消息。我经常听到对大利公司的非议。我看他们拒赔的情况着实是太多了,大家都在等着出现一个揭露他们的大案。一旦陪审团做出重要的裁决,告他们的状子就会蜂拥而至。”
“会有什么样的裁决我没有把握,可是一定会开庭,这我完全可以保证。”
他说他可以给朋友们打电话,把网络里的律师们发动起来,相互配合,搜集信息,看看大利公司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怎么样。而且2月份开庭时,他还可能来孟菲斯看看审理的情况。做出一个重要的裁决,他说,整个堤坝就会塌掉。
第二天我又用了半天的时间翻阅杰克逊的材料,接着就向他表达了我的谢意,握手道别。他叫我一定保持联系。他有一个直觉:将会有许许多多律师出庭旁听将要到来的审判。
这为何使我胆战心惊?
我驱车12小时回到了孟菲斯。我把沃尔沃停在包娣小姐漆黑的宅子后面,这时一场小雪正开始飘落。明天就是新年了。
……
40
审前预备会议于1月中旬在基普勒法官的审判室里举行。他让我们围着被告律师席坐下,并且在法庭门口派了一个法警,阻止闲逛的律师进入庭内。他坐在桌子的一端,没有穿长袍,一边坐着秘书,另一边坐著书记官。我坐在他的右侧,背对着法庭;在我的对面则是被告律师团。这是12月12日录取科德医生的证词以后,我第一次见到德拉蒙德,而要和他以礼相见,我不得不化了很大力气克制自己。我每次拿起办公室的电话,仿佛都能看见这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受人尊敬的混蛋在偷听我的谈话。
双方都已提交了各自的预审程序草本,今天的任务是解决相互纠缠的难题。最终一致的程序将作为开庭审讯时的蓝本。
我在会前请基普勒看了从杰克逊那儿借来的两本工作手册,当时他并不十分惊讶。他已经把这两本手册和德拉蒙德提供给我的做了仔细比较。法官大人说,我并无必要通知德拉蒙德我已经知道他们隐瞒了文件的事。如果等到开庭以后,当着陪审团的面,把这抖落出来给大利公司当头一棒,我也一点儿都不违规。
那对他们将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讨论了证人的问题。我几乎把所有与此案有关的人全都列入了证人名单。
“杰基·莱曼西支克已不再为我的委托人工作了,”德拉蒙德说。
“你知道她目前在哪里吗?”基普勒问我。
“不。”我说的是真话。我向克利夫兰地区打过成百次电话,却一直没有打听到她的消息。我甚至还说服布齐,请他设法用电话寻找她的踪迹,而他的运气也和我一样糟。
“你知道吗?”他又向德拉蒙德问道。
“不。”
“那么,她是难以确定的啰。”
“就是。”
德拉蒙德和T.皮尔斯·摩尔豪斯觉得这很有趣。两个人咧着嘴巴相视一笑。假如我们把她找到让她在此作证,他们就不会觉得这么有趣啦。不过,这是颗远程炮弹,效果如何,目前难以预料。
“博比·奥托情况如何?”基普勒问。
“也难以确定,”我说。双方都可以开出自己认为有理由传唤到庭的人的名单。奥托此人虽说可疑,但如果他再次露面,我希望拥有传他上庭作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