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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鲁迪，明白了吧？你真正需要的东西，在法学院是学不到的。他们只教你啃书本，只教你背理论，只讲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说什么要把律师业务当成绅士与绅士交往的一种职业，一种受到书上写满几页纸的职业道德支配的光荣职业！”

“职业道德有什么错？”

“哦，没错，我想。我说的职业道德是，律师应该为他的委托人尽力，不让自己窃取钱财，尽量不说谎，你知道，那些基本的东西。”

戴克论职业道德！我们往往化几个小时，探讨伦理和道德的难题。而堂堂一部《职业道德准则》，就这样被戴克简化成3大原则：为委托人而战；不偷；尽量不说谎。

我们突然左转，进入一条新建的走廊。圣彼得医院是一座不断延伸不断增加附属建筑物的迷宫。戴克这时的心态是不吝赐教。“但是，法学院没有教的东西，可能会给你造成不良后果。以刚才病房里的那个范·兰德尔为例。我觉得你在那里的时候心情很紧张。”

“我是很紧张。”

“你不该紧张。”

“可是，这样拉客户是不道德的呀。这和明目张胆地跟在救护车后面追，有什么两样。”

“说得对。可谁管得着？与其别人来干，还不如我们干呢。我向你保证，今后24小时之内，一定会有别的律师来找范·兰德尔，千方百计让他在委托合同上签字。人人都是这么干的，鲁迪。这是竞争。是市场。孟菲斯的律师多得很哪。”

好像我不知道似的。“那个人会守信用吗？”

“可能。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很走运。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向他发起了进攻。一般说当时成败的希望一半对一半，但他一在虚线上方签了名，那他和我们继续合作的可能性就有80％。过几个钟头，你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老婆谈谈，说你今儿晚上回来跟他们一起把案子商量商量。”

“我？”

“当然是你。这很容易嘛。我已经准备好一些文件让你过目。这是不需要劳驾脑外科医生的。”

“可我不知——”

“听着，鲁迪，别紧张。别害怕这个地方。他现在是我们的委托人，不是吗？你有权会见他，谁都管不着。谁都不敢把你轰出去。放松点儿。”

我们在三楼餐室用塑料杯子喝着咖啡。戴克看中这家小自助餐厅，是因为它靠近整形外科病区，而且又是刚刚改造过不久，没有几个律师知道这个地方。他一边打量着餐厅里的每个病员，一边低声对我解释说，律师们喜欢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逗留，其目的是为了猎取受了外伤的病员，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口气里有一种对这一行为蔑视的味道。讽刺是何物，他全然不知。

作为J．利曼·斯通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年轻律师，我的部分职责将是呆在这里寻觅猎物。在两个街区外的坎伯兰医院的主楼，也有一个大的自助餐厅。这家美国自愿者医院，还有3个自助餐厅。戴克当然知道它们位于何处，而且还把他的知识和我分享。

他建议我从圣彼得医院开始，因为这里的受伤病人最多。他在餐巾上画了一张地图，向我指明了其他潜在热点的位置。最大的自助餐厅在二楼，靠近产科病房。咖啡店靠近大堂休息厅。晚上的时间最合适，他目光不离猎物对我说，因为那时候病人在房间里感到无聊，喜欢而且自以为可以坐着轮椅下来吃个快餐。若干年以前，布鲁索手下的一个律师于凌晨1点，在那个最大的自助餐厅钓着了一个烧伤的小伙子，一年以后案子以200万美元了结。问题是，那个小伙子在此以前已经炒掉了布鲁索，重新聘用了另一名律师。

“上了钩的鱼，却没能钓上来。”戴克说，样子像个垂头丧气的渔夫。

……

17

包娣小姐在电视上重播的晚弥撒于11时结束后就寝。她曾几次邀请我晚饭后和她一起坐坐，看看电视，但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能找到合适的理由婉言推辞。

我坐在室外的楼梯上，等她屋里的灯光熄灭。我可以看见她的侧影在室内移动，检查门锁，放下窗帘。

我猜想，年迈的老人会逐渐适应孤独的生活，尽管谁也不会希望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形单影只地度过最后的岁月。在她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我相信她展望未来时，一定是满怀信心地以为，自己将会在孙辈们的簇拥下欢度晚年。她的两个儿子将会住在附近，每天回来看看妈妈，给她带来鲜花、甜饼干和礼物。包娣小姐没有想到会在一座老房子里，怀着对往昔的模糊的记忆，孤孤单单地走向人生的尽头。

她很少谈论自己的儿孙。屋里虽然放着几张照片，但从式样可以看出，它们都是若干年以前的产品。我在这里已住了几个星期，却没发现她和儿孙们有过任何接触。

我晚上没有陪她坐坐，我感到很内疚，但我有我的道理。她喜欢一个接一个地看那些愚蠢的情景喜剧，而我对这种东西却最受不了。再说，我需要复习，为资格考试作准备。

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包娣小姐一直在相当强烈地暗示：房子需要粉刷；等到把覆盖土料撒完，她将开始下一个工程。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得离她远一点。

今天，我给亚特兰大的一位律师寄了一封信，信末用J．利曼·斯通律师帮办的头衔签了我的名，就包娣小姐最后一任丈夫安东尼·L．莫丁的产业提了几个问题。我在慢慢地向前走，尽管运气不太佳。

她卧室的灯光熄灭了，我轻手轻脚地走下摇摇晃晃的楼梯，赤脚穿过潮湿的草坪，走到挂在两颗小树之间的帆布吊床上。吊床的帆布已经脱线，不是十分安全，但前天晚上我躺在上面摇晃了一个小时，并未发生危险。躺在吊床上，透过树丛，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圆圆的明月。我轻轻地摇着。今夜真温暖。

今天在医院亲身经历了范·兰德尔事件之后，我心里一直很不安。将近3年前初进法学院时，我有着崇高的理想，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用我的律师执照，使社会有所改善；而制约我将从事的那个光荣职业的道德准则，我以为所有律师都会努力遵守。我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梦想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里工作，在这个环境里到处都是聪明绝顶的能干人，而且他们都能坚持高尚的道德标准。我想努力工作，发展我的事业，不是靠花言巧语的广告而是靠名誉来吸引客户。在我的本领提高和财富增加以后，我将能够承办一些别人不愿承办的案子，接受一些别人不愿接受的委托人，而不必考虑律师费的多寡。对刚进法学院的学生来说，这些梦想并不特别。

我们学习和讨论职业道德，不知化了多少个小时，这对法学院的名声自然大有裨益。由于特别强调这一课程，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一行业对于执行一套严格的道德准则非常热衷。而现在，所见所闻却让我沮丧。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一个又一个真正的律师，用飞镖击穿了我的氢气球。为了一个月1000美元，我让自己成为医院自助餐厅里的偷猎者。堕落到了如此地步，令我悲伤恶心；堕落速度如此之快，令我胆战心惊。

我念大学时，最好的朋友名叫克莱格·巴尔托。我们在同一寝室中住了2年。去年我还参加了他的婚礼。刚进大学时，他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毕业后教高中历史。他很聪明，大学的课程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人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我们对这个问题曾讨论过很久。我觉得他说想去教书，是在欺骗自己；我拿自己未来的职业与他的比较时，他常常会生气。我追求的是赚大钱，并且获得高档次的成功；他追求的却是课堂，但当了教师，那些影响工资的因素他自己就无法控制。

克莱格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娶了一位教师，目前在教九年级历史和社会研究课程。她已怀孕，在幼儿园里当老师。他们在乡下有座漂亮的房子，占地几英亩，里面还有个小花园。在我认识的人中，他俩是最幸福的一对。两个人一年的收入大概有5万。

但克莱格对钱并不在乎。他在干的正是他一直想干的事，而我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些什么。他的工作意义巨大，他在浇灌学生的心田，他可以预见自己的劳动成果。可我呢，明天去办公室上班时，却不得不希望通过设置圈套或使用欺骗的手法，能逮住某个正在不幸的泥潭中打滚而又轻信别人的客户。要是律师挣的工资和学校教师一样，10家法学院马上就会有9家立即关门。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在改变以前，至少还有两个灾难，可能会落到我的头上。首先，可能会因为莱克事务所那场大火而将我逮捕；即使不逮捕，也会使我处于窘境。其次，我可能会在律师资格考试上翻船。

想到这两个可能发生的灾难，我不禁全身抖动，在吊床上一直抖到凌晨。

布鲁索一早就到了办公室，眼睛红红的，余醉未醒，但穿著名贵的全毛西服和浆得笔挺的全棉白衬衫，打着高价真丝领带，一身打扮十分醒目。头上那几绺蓬松的鬃毛，今晨显然做过精心的梳洗修饰，干干净净油光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