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和唐尼·雷坐在一起的时候,她总要借故走开。此刻,我听见她在洗碗,我想巴迪准在屋内。我看了一小时的书,偶尔朝唐尼·雷看一眼。假如他醒来,我就和他闲聊,或者把电视打开,一切都照他的愿望办。
我突然听见屋里有一个陌生的声音,接着便有人在轻轻敲门。门被慢慢推开,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我费了几秒钟的时间,才认出是前来家访的科德医生。我们握了握手,在床脚边低声谈了几句,然后便走了几步站在窗前。
“正好路过此地。”他依旧低声说,似乎他整天就在这个街区转。
“请坐。”我指着仅有的另一张椅子说。我们膝头碰着膝头,靠窗坐着,眼睛望着6英尺外床上那个垂死的青年。
“你来多久啦?”他问。
“一两个钟头。我在这里和多特一起吃的晚饭。”
“他醒过吗?”
“没有。”
我们坐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微风吹拂着我们的脖子。我们的生命在滴答滴答的钟声中缓缓流逝。但此时此刻,我们早已忘记了时间。
“我一直在考虑,”科德压着嗓子说,“这件案子的审理。什么时候开庭,有消息吗?”
“2月8日。”
“肯定吗?”
“看来可以肯定。”
“假如我亲自出庭作证,你看比通过录像或书面证词与陪审团交谈,是不是效果会好一些?”
“那当然啦。”
科德开业行医已有数年。他对审讯和取证颇有了解。他身体向前俯着,两肘搁在膝头上。“那就把取证的事忘了吧。我将出庭作证,现场彩色直播,而且决不收你一分一文。”
“谢谢你这样慷慨。”
“不客气。这是我起码可以做的事。”
我们对他出庭作证的事讨论了很久。从厨房里传来一阵轻轻的杂音,但屋子里却很寂静。科德属于那种喜欢长谈的人。
“你知道我干的是什么吗?”他最后问道。
“是什么?”
“我为人们查出病症,然后为他们走向死亡做准备。”
“你为什么选肿瘤学这一行?”
“你想知道真相?”
“当然。干吗不?”
“肿瘤医生供不应求。选中这一行,道理很简单:它不像其他行业那么拥挤不堪。”
“我想是因为总得有人来干。”
“情况不像你说的这么糟,真的。我喜欢我的工作。”他停了一下,朝病人望了望。“不过,这是一个困难的行当。眼睁睁地看着病人不治而死!如果骨髓移植费用不是那么昂贵,我们也许可以有点作为。我是愿意献出我的时间和技术的,但即使这样,手术仍旧需要20万美元。全国没有哪家医院哪家诊所能化得起数目这么大的一笔钱。”
“这使你憎恨保险公司,对吗?”
“对,确实如此。”长时间的停顿。接着他又说道,“咱们要狠狠地敲敲他们!”
“我尽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