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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3页）

“徐惠，别过来，别过来。”可是徐惠已经一头栽进水中。水卷起徐惠，冲下去。过了土坝的水有两米多深。

林鸿、冯源在岸上追着。水卷了徐惠飞快向前。

100米。

林鸿、冯源停下来。徐惠不见了。河水将她完全淹没。

十几分钟后，大人们赶了过来。打捞着。徐惠在下游一座桥下面找到。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的徐惠被匆忙送往医院。

这一天，徐惠的爸爸和她约好回家。爸爸给她带回了她要的练习簿。

5月9日。徐惠走了已经10天。

徐惠的奶奶站在村口的路边，她在等徐惠，她流着泪。徐惠死了之后，她就常在这路口站着。没有人听懂她念念叨叨说些什么，她说着说着，一脸是泪。她看到了我，就一直拉着我的手，“惠惠说，奶奶，我就比你矮一个头。”她用手比划着，说徐惠已经这么这么高了，“活蹦乱跳的，就死了。”她又哭起来。

徐惠的爸爸坐在屋子中央的八仙桌边上，什么也没看，木木地坐着。邻居们过来，满满地坐了一屋。徐惠的爸爸还是那样坐着，一言不发。

徐惠的妈妈在后门外面，倚着门框站着，手里拎了一只竹篮。她就那样紧紧地抓着篮子，低着头。

许多人在说着话。徐惠的奶奶反反复复地跟人说着“就矮一个头”、“活蹦乱跳的”。邻居们嘈杂地聚在一起。

“那个篮子做什么？”我问。

“采茶。是徐惠的，徐惠帮她妈妈采。每个星期天，她跟着她妈妈。”一个邻居说。

“她采了这么多。”徐惠的妈妈用手比划着，她说的是徐惠最后帮她采茶叶的那一次，“她一下午，采了有半篮子。我说可以卖10块钱，她高兴得直跳。晚上回到家，一边写作业，一边问我，妈妈，真能卖十块钱啊？”

那条路，已经没有孩子走了，没有人走。如果去王家边村，去王家边小学，要兜一个圈子，要从左边山脚下，或者从右边的另一个小村穿过，要多走三四里。周围三四个小村的，去上学的孩子，要起得更早。

我到王家边小学的时候，是中午。偌大一个学校，只听到几声鸟儿的鸣叫，静静的，悄无声息。是午休的时候，一个一个的教室里，孩子们在睡觉，趴在桌上。

学校只有两排教室，二年级在后面一排的中间。悄悄地从窗户看过去，在这教室的第一排，有一个空座。那空座边上的一个小男孩香甜地睡着。

那是徐惠的座位。

我离开教室。校园安详平和，一簇一簇的月季花静静地开着。我坐在操场边的一块岩石上，等着。听到布谷鸟的叫声，远远地飞来，又远远地飞去。

下午2点15分，一声铃响，校园里一片欢腾，仿佛徒然苏醒。

陈老师已经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他是徐惠的班主任。

“我是陈月才。”陈老师站起身，摘下眼睛上独腿的眼镜。

陈老师拿来成绩册，翻给我看：“这是期中考试的成绩。徐惠语文96，数学98。是班上的前几名。”

“除了晚上回家，我所有的时间都跟他们在一起。”陈老师再次沉入到悲伤之中。

陈老师无言地站着。在他后面的墙上是一块大大的黑板，黑板上写着各班学生的人数。二年级后面写着“23人”，“23”的右上角小小地写着“－1”。那是说，徐惠不在了。

“我尽量不看那个空位子，眼光扫到了，也是尽快跳过去。”陈老师说，“徐惠坐在第一排，上课的时候，她从来不回头看。”

5月9日下午的第一节课是语文课，孩子们跟着陈老师读一篇课文。第一排，那个座位空着。课桌的抽屉里放着一本翻得边角卷翘的字典、几张午餐饭票、一只饭盆。

同学们齐声朗读着，一丝不苟，全神贯注。

在这朗朗的读书声中，我离开教室，离开学校。仅仅在几天前，徐惠还坐在他们中间，一样认真地，一样充满希望地读着她的课本。而现在，她只是学校里那张学籍卡上的，一张小小的一寸的照片了。她永远离开了这个学校，这个她天不亮就要起床赶过来的学校。4月30日那个上午，冰冷的河水将她带走。因为桥没了。

河水冰冷（3）

她的座位空着。她不再回来。

李孔友是王家边村委会的负责人。

“究竟谁该为这个悲剧负责？”我问。

“这怎么说呢？既然人家已经赔了钱了，你看呢？”

他说事情已经处理好了，一条9岁的娇嫩生命——85000元人民币。

“不是我们赔的，是工程队赔的。事情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农田改造是镇里统一安排的，工程队也不是我们的。”

因为“农田改造”，一个多月前，工程队“改变”了那条路，使它变成泥淖；拆了那座桥，仅仅是拆了。没有人去想，每天，有多少孩子要从这里经过。可是他们一定看到了，那么多的，来来回回的，步履艰难的孩子，涉水而过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