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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4页）

“风筝哈”及琉璃厂小吃和民风略述

哈氏五兄弟能干又会玩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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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百年文化中国》丛书

文化之河犹如一个民族的血脉。古往今来，世界任何民族生生不息的真正不竭动力就是她的独特文化。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源绝流断，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匿迹销声了。

20世纪的中国历经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震荡和最深刻的变革。她承继了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在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社会变迁中艰难而顽强地生长，抗击着社会动荡的破坏与摧残、西方文化的冲击与震撼，迭经波折，吞吐吸纳，化旧为新。其独特的精神内核历久弥坚。

百年时光相去不远，民族文化魂牵梦萦。圆明园的颓垣断壁、未名湖的微波潋滟、故宫博物院的奇珍异宝、苏杭园林的旖旎风光、遍布神州的古城遗址、名人学者的故居遗迹、烈士暮年的彷徨迷惑、文人雅士的吟咏书画、梨园百家的清音妙曲、收藏者的金石碑帖、文贩摊的瓶罐尺绡……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诉说着百年的沧桑，无不传承着中华民族的血脉！

《百年文化中国》丛书以反映中国在20世纪变迁中的文化底蕴为主旨，通过记述文化遗存逸事、人文事迹节操、社会风俗流变，展现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生生不息的深层原因。在叙述方式上，不求体例一致、形式统一、辞章华丽，但求史料翔实、自得一见、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文字明畅、图文并茂，总之，以读者喜闻乐见为首要。

《百年文化中国》丛书是为广大作者、读者提供的一块开放的文化园地。称其为开放，意在解放思想，不因旧物陈说束缚灼见，不拘题材大小遮掩真知；称其为园地，唯愿作者也是读者，读者也是作者，你植一株苗，我培一锹土，你浇一杯水，我施一捧肥，共同耕耘、共同培育，使其生长为茂密的森林。此即编者之愿矣。

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部

纪晓岚挥毫题匾声遥堂（1）

琉璃厂以旧书业成市而形成至今近300年的文化街，旧书业是打头炮的。在清乾隆前期，这里的书肆已有多家。乾隆三十四年（1769），大藏书家李文藻在著名的《琉璃厂书肆记》一文的开头，就有“未入厂东门，路北一铺曰声遥堂，皆残破不全之书，予从其中买数种。”按所记，这声遥堂书铺，应位于进琉璃厂东街东头路北的邮局西侧。因为，琉璃厂邮局修盖的比较早，大约是清末，是在一块空地上建起的，并没有拆左右的房子，故云声遥堂在邮局之西，今乃是一个小古玩铺。这个书铺大约开设于乾隆十年（1745）左右，“声遥堂”之匾本来是掌柜的自己写的，当然有点凑合对付。

纪昀纪晓岚在乾隆十九年中进士后，因才华出众，很受乾隆重用。却由于他耍小聪明给犯法就要被查抄的亲家通风报信——以一个空信封，里面装了一点茶叶，暗示要“查”而犯罪，惹怒乾隆，把他发配充军到乌鲁木齐。因其有才能，两年后又召回，等候陛见。此前他已见过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一文，并得知李在声遥堂买到一本《广东新语》，后来就被外放广东恩平知县，难道买书也有预兆？他去琉璃厂逛书铺，头一家就奔厂东门外的声遥堂。

纪晓岚还没复官，穿着也平常，掌柜的和徒弟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是客气地随他挑书。他选了几部书，就坐下休息，徒弟给他点烟倒茶伺候着。他抽着大烟袋，和掌柜的闲聊：“前几年，有位进士李文藻到你们这里买书，遇上一本《广东新语》，结果他就放了广东恩平知县，后来升到桂林同知了。可见你们这卖书还真能给人带来点好处，可是你们的买卖看起来也平常。”掌柜的回答：“上我们这里买书的文人学士不少，有不少人做了官；我们还是照常卖我们的书，卖书人发财的不多。”

纪晓岚有意要显示一下：“我这个买书人的钱也不多，选了几部书，身上带的钱恐怕不够，我给你们写个欠条行不行？”掌柜的很客气：“书您只管拿走，什么时候您方便再把书钱给我们带过来。”纪晓岚说，我不给你们写欠条，想写几个字，给你们留个记号；给我找张大纸、拿一支大笔来。他让徒弟给研墨，只准往外一个方向研，不许正反来回磨。墨研好了，纪放下烟袋，拿起大抓笔，一挥，“声遥堂”三个大字，笔酣墨饱，十分气派。他又换了支小号笔，用行楷落款：“纪晓岚”。

掌柜的一见大喜，连忙作揖致谢：“不知纪夫子大驾光临，实在慢待、慢待了，请多包涵。”掌柜的赶紧找琉璃厂的刻匾名匠，制作了一块黑漆底金字的纪晓岚题写的新匾，悄悄摘下自己写的那块原来的匾，择吉日敲锣打鼓放鞭炮，挂上纪昀题写的新匾，轰动了琉璃厂。

不久，纪晓岚起复又升官，乾隆三十八年又做了《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琉璃厂是他和参与修书的翰林詹事们常到之处，选书买书是主要内容之一。悬挂着纪晓岚题写的匾额的声遥堂的买卖非常好，很兴盛了一时。琉璃厂的书业、古玩业、南纸业都随之繁荣起来，文化街的雏形也形成了。

久盛难免一衰。声遥堂旧书铺在琉璃厂厂东门外存在了百余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到清同治时，此铺易主，铺底倒给了周姓的江西人。在琉璃厂经营书业最初是江西人与河北人都有，以江西人居多。后来河北人逐渐壮大而取代了江西人。当年双雄并峙时，江西人人多势众，甚至书行供奉文昌帝君的文昌庙（在东琉璃厂火神庙东侧胡同中），也是江西人把持着，河北人进不去。到清末民初，河北书商壮大起来了，与江西书商先分庭抗礼再分道扬镳，在小沙土园另建起新的文昌会馆，供奉文昌帝君，另立古旧书业同业公会。江西书商也一蹶不振。乾隆时，纪晓岚题匾的“声遥堂”字号，是江西还是河北书商所开无可考；但同治年间把声遥堂铺底倒过来的是江西书商周秋门。书铺虽有纪大学士的名匾，但是人家还是改了字号叫文光楼书坊，请同治翰林戴恩溥另写了牌匾。纪晓岚写的匾额摘下弃而不用，久之就不知下落了，实在可惜。

文光楼这家书铺，同治、光绪年间，在琉璃厂还有一定名望，光绪进士缪荃孙在清末写的《琉璃厂书肆后记》开头就说：“厂东门路北一铺，曰文光楼石氏，丙子年颇有旧书，余专搜其单本，得百余册，皆不经见之书也，价亦极廉。”按：丙子是光绪二年（1876），石氏乃良乡人石镇字静庵，亦即文光楼又换了东家，回到北方人手中，字号却没变。文光楼在石静庵后是其从弟石铎经营，又易为石景华。到民国十年（1921），再换成河北冀县人郭继庄经营，字号仍是文光楼。17年后的1938年，又换了东家：良乡人崔恺。崔掌柜腹内渊博，很有决心把这家有将近200年历史的老书铺经营好，还要想办法把当年纪晓岚给文光楼前身的声遥堂题写的那块匾额给找回来。但在日伪统治下的北京，环境太坏了，他几经奋斗，两者都没有如愿，文光楼维持到1946年，还是歇业了。从声遥堂到文光楼，这家古旧书铺几易其主、两改其名，整整存在了200年！它见证了琉璃厂的起步、成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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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挥毫题匾声遥堂（2）

一个小小的声遥堂——文光楼书铺，却有乾隆、同治两朝的两位翰林学士纪晓岚、戴恩溥给题写匾额，足见琉璃厂的店铺，不仅在经营内容上很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就是各店铺的门匾，也颇具历史和文化品位，有不少名家书法之作，亦够文物珍宝水平。孙殿起编著的《琉璃厂小志》中，辑有前人一篇《琉璃厂坊肆匾额录》，收录了清末民初琉璃厂古旧书、古玩和其他名店的著名匾额，计有：

以上所录并非此文所述全部，因为发现有明显的遗漏，如由李鸿章题写匾额的庆云堂碑帖铺和大雅斋、式古斋、铭珍斋等著名古玩铺，以及同古堂铜刻墨盒铺等名店的匾额都缺；著名书法家冯恕在琉璃厂题写的“公慎纸行”等匾额，和张伯英题写的“富晋书社”、“观复斋”碑帖铺和“史善朋竹琴社”等匾额，也没列入，故引录也略作简化。

这么多的名人所题的、琉璃厂百多年来各店悬挂的匾额中，清末朝野的文人学士曾评选出“八大名匾”。它们是：铁帽子王克勤郡王写的“德宝斋”（古玩）；乾隆时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写的“清秘阁”（南纸）；乾隆进士、直隶总督、工诗善书的那彦成写的“博古斋”（古玩）；嘉庆进士、体仁阁大学士祁寯藻写的“懿文斋”（南纸）；道光进士、翰林院编修何绍基写的“富文堂”（旧书）；咸丰状元、军机大臣翁同龢写的“茹古斋”（古玩）；道光进士、同治时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曾国藩写的“龙威阁”（旧书），这是七块。还有一块，就是在琉璃厂厂东门外悬挂了百余年、后来由于换东家改字号把老匾弃之不用而迷失的乾隆大学士纪晓岚写的“声遥堂”，可能有人见过，故列入其中。这八块琉璃厂的名匾，足够进入博物馆陈列的珍宝级文物。但是这八块名匾，今天都已无存，主要是这些名店中的多数，早已停业，名家所书之匾以至楹联，都没了（署翁同龢题的茹古斋之牌匾及店，最近在琉璃厂东街路南出现，详述见“菇古斋”一节的图文）；个别的公私合营后，原字号被取消，匾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有的字号公私合营后被保留，门匾至今也还在用。可是在不断修整中，再制的原匾，却把题款给抹掉了，例如高悬的“邃雅斋”的门匾还是原匾再制，可是“姚华（茫父）题”的上下款都没了。秃匾不成中国文化传统格局，就是个人书斋有题额，哪怕是自书，也要落款用印的。字号公私合营后被取消的，匾额归公，大概也就扔了，这些虽在八大名匾之外，不少也是名人所书的精品，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毁了没了实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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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业领军者：来薰阁的陈济川（1）

现在在琉璃厂西街东口路南、紧靠着万源夹道北口，就是保留原字号的新的来薰阁书店。三开间的大门面，进深亦为三间，很气派，还有楼，藏书很丰富，不完全是古籍，不少是古籍新印或与传统文化靠近的书籍，楼下新印书，楼上古旧书。它所占用的原地是西琉璃厂三大旧书店之一的富晋书社和两明斋墨盒店，与设在海王村公园中国书店外侧邃雅斋遥相呼应。

原来的来薰阁还在西边，西琉璃厂180号，其东邃雅斋是192号，富晋书社是193号，三大旧书店并排，相邻十几个门。20世纪80年代重修琉璃厂，来薰阁大体还在原址，是五间门面带楼，后面还有很大的院子和房子。现在东迁到现址。

从琴室而旧书铺　陈济川经营有方

来薰阁是个老店，开设于清咸丰年间（1860年以前），但不是古旧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