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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历史的荒诞与悲凉（第2页）

隔江犹唱《后庭花》。

有人说杜牧此诗是讽刺商女无知，咏唱亡国之音，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作者从商女入手，只是因为从当时的情境着眼，这样入手最为自然真实，而并非讽刺她们。商女没有选择曲目的自由，叫她们歌唱这些靡靡之音的，还不是酒家里饱食终日的达官贵人？越是在末世，统治者越是喜欢粉饰太平：天下升平，海内晏然，功过三王，德迈五帝。可是，富于忧患意识的诗人却从这“盛世歌舞”中听到了帝国的大厦倾倒时的巨响，听到了无数百姓在乱离中无尽的哀号。在诗人看来，动人的歌声就是草民的惨呼，飘舞的长袖就是蔽天的旌旗，杯中的美酒就是浸透大地的鲜血！

而我以为，杜牧咏史诗最直抵历史的荒诞与悲凉的，莫过于这首《赤壁》。

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我一直以为，凡是号称自己已经洞彻历史发展规律，甚至自称能决定历史走向的观点都是痴人说梦。统治者总是主张自己乃顺天应人，不是将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予以尊重，而是将历史作为一种自己意识形态的演习进行宣传，再辅以对历史的歪曲与篡改，于是，前代所有的历史就成了为圣王扫开道路的清道夫。所有这一切，无非是想证明：历史是有必然性的，这个必然性，就是我是万古不变的统治者。

杜牧在江边拣到了赤壁之战时留下的武器，若是常人，不过是缅怀先人功业，以此勉励自己，天才如苏轼者，竟也未能脱此窠臼。而杜牧却一反常人思维，第三句看似不经意，却揭示出了历史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偶然。

如果没有那场重要性高于万事之上的东风，赤壁之战的结果肯定会被改写。原来，被冠以统一、割据、侵略、保卫、残暴、仁慈等各种名目的战争，其结果竟然只是取决于一次大气运动引起的风向变化！而胜者，自可在成王败寇的潜规则下为已经过往的历史附着上自己的光辉，用虚伪的必然消灭历史的偶然。因此，胜者永远是圣明，其伟大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由天注定，其胜利在对决之前已经是历史的必然。这种话语，无非是为了让庶民们相信：自己是神授之君，地位不可动摇罢了。

而诗的末句则更像是一个黑色幽默。让我们先来看看《三国演义》中的一段话：

孔明曰：“愚有一计：并不劳牵羊担酒，纳土献印；亦不须亲自渡江；只须遣一介之使，扁舟送两个人到江上。操一得此两人，百万之众，皆卸甲卷旗而退矣。”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东去此两人，如大木飘一叶，太仓减一粟耳；而操得之，必大喜而去。”瑜又问：“果用何二人？”孔明曰：“亮居隆中时，即闻操于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铜雀，极其壮丽；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今虽引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为此二女也。将军何不去寻乔公，以千金买此二女，差人送与曹操，操得二女，称心满意，必班师矣。此范蠡献西施之计，何不速为之？”瑜曰：“操欲得二乔，有何证验？”孔明曰：“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笔成文。操尝命作一赋，名曰《铜雀台赋》。赋中之意，单道他家合为天子，誓取二乔。”瑜曰：“此赋公能记否？”孔明曰：“吾爱其文华美，尝窃记之。”瑜曰：“试请一诵。”孔明即时诵《铜雀台赋》云：……

周瑜听罢，勃然大怒，离座指北而骂曰：“老贼欺吾太甚！”

——《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

孔明何尝不知道，大乔是孙策的夫人，而小乔是周瑜的爱妻，卧龙之所以故意以此激怒周瑜，是因为他对人性看得很清楚：什么国家利益，百姓安危，不过是权位者供奉着的一个牌位而已，千万生灵涂炭，远不及自己的蝇头小利受损，千万妇女落难，也不及自己的女人微微一嗔。

如果说《三国演义》是小说家言，不可全信的话，司马光《资治通鉴》里面也有一段引人深思的叙述。当孙权接到曹操的战书，询问臣下是战是降时，张昭等人极力主降。孙权计议未定，出去上厕所，鲁肃跟上来，正是他下面这番话，直接击中了孙权心中最隐秘的部位：现在我可以投降曹操，您不能。为什么？如果我投降曹操，曹操必然让我回到故里，根据我的名声和地位，再怎么也会给我个小官做。整天乘着牛车，带着手下，与士人交往，积累功劳慢慢往上爬，最后也会做个州郡刺史什么的。您投降曹操，结局会怎么样呢？“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则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隶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

孙权听了这话之后十分感动，对鲁肃说：你把问题分析得很透彻，正合我意。你真是上天派来辅佐我的啊！“今君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孤也”，（《资治通鉴·赤壁之战》）最后下定了联刘抗曹的决心。

原来，孙权打仗不过是为了避免失去自己的地位，周瑜打仗不过是怕“铜雀春深锁二乔”，“冲冠一怒”可以为名位，为红颜，却绝不是为了草民百姓。回顾历史，武帝发兵攻大宛，不过是为了取得几匹千里马，对外战争的节节胜利，不过是“空见蒲桃入汉家”。而帝王们不可为外人道的这些欲望，却总是被披上国家、民族、正义、公理等神圣的外衣，罩上勇敢、牺牲、无畏、奉献等炫目的光环，而在这外衣和光环下面，隐藏不住的却是千千万万草民们的呻吟呼号，千千万万百姓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这样的历史，难道不是荒诞的历史？这样的荒诞，下面掩藏的难道不是深深的悲凉？杜牧是一个诗人，但是也是一个最清醒的史学家。因为，只有正视历史的偶然，才是真正尊重了历史的客观；承认历史的荒诞，才是真正触摸到了历史的荒诞与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