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所映的万象惑迷!
恒河流在莽莽青昊,
无忧无虑,不语不言,
将其水瓮中的珍宝,
倾入金刚石的深渊。
我是仙境的建筑师,
随心所欲,命令海洋
驯服地流进隧道里,
那隧道由宝石嵌镶;
一切,甚至黑的色调,
都被擦亮,明净如虹,
而液体将它的荣耀
嵌入结晶的光线中。
天上没有一颗星星,
甚至没有一线残阳,
为了照亮这片奇景,
全凭自己闪闪发光!
在这些奇迹的上面,
翱翔着(可怖的新奇!
不可耳闻,只能眼见!)
一片沉寂,无终无始。
二
我重开冒火的双眼,
以看见可怕的陋室,
我重返灵魂,又痛感
可咒的忧虑的芒刺;
挂钟的声音好凄惨,
粗暴地高向了正午,
天空正在倾泻黑暗,
世界陷入悲哀麻木。
这首诗分为两个部分,两部分在长度上和意境上的不协调显得十分突兀,然而正是这突兀造成强烈的对比,使第二部分成了一个惊叹号,把诗人(或读者)从大梦中唤醒,或者像一块巨石,突然打碎了深潭的平静。然而这梦之醒、潭之碎,正与人心的矛盾和冲突相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一次醒,每一次碎,都激励着人们更急迫地敲叩梦的“象牙或牛角之门”。这是早晨的梦,但是梦中的世界比窗外的世界更明亮,更整齐,更美。这世界有的是坚硬的大理石,闪光的金属和清澈的水,这世界拒绝的是不规则的植物和嘈杂的声响,这世界充满了红和绿的色彩,连黑色也不再给人以沉重愁惨之感。这是一个和谐、有序、整齐和明亮的世界。诗人在这里发现了“新奇”,所谓新奇,实际上就是人世间的失谐、无序、混乱和黑暗的反面。对于感觉上麻木的世人来说,这新奇是可怕的;对于精神上懒惰的世人来说,这寻觅新奇的精神冒险也是可怕的。然而诗人是无畏的,他的勇气来自构筑人造天堂的强烈愿望和非凡意志。虽然梦境不能久长,但诗人必须尽力使之延续,他靠的是劳动和技巧,精神的劳动使他痛苦的灵魂摆脱时空的束缚,超凡入圣,品尝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的大欢乐;艺术的技巧使他将这大欢乐凝固在某种形式之中,实现符号和意义的直接结合以及内心生活、外部世界和语言的三位一体,于是,对波德莱尔来说,“一切都有了寓意”。经由象征的语言的点化,“自然的真实转化为诗的超真实”,这是波德莱尔作为广义的象征主义的缔造者的的重要标志之一。波德莱尔实际上是把诗等同于存在,在他看来,真实的东西是梦境以及他们想象所创造的世界,但是,“自然的真实”并不是可以任意否定的东西,波德莱尔也不打算否定,因此,诗的第二部分又让“自然的真实”出场,“时间”这敌人无情地将梦境打碎,告诉诗人:梦已做了一个上午,该回到现实中来了,哪怕现实是一个“悲哀麻木”的世界。这种梦境与现实的对立正是人心中两种要求相互冲突的象征。
梦境的完成需要想象力的解放,而想象力的解放则依赖语言的运用,因为波德莱尔实际上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也同时是一种目的,语言创造了一个世界,或者说,语言创造了“第二现实”。这里的语言自然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仅仅用于交流的语言,而是诗的语言,是用于沟通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物、梦境与现实、“人造天堂”和人间地狱之间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是诗人通过艰苦的劳动才能创造出来的语言,因此波德莱尔说:“在字和词中有某种神圣的东西,我们不能率意为之。巧妙地运用一种语言,就是施行某种富有启发性的巫术。”同时,他还有“召魂,神奇的作用”、“暗示的魔法”、“应和”等相近的说法,这一切自然与当时颇为流行的神秘学(占星术、炼金术等)有着深刻的联系,但就其实质来说,则是表达了波德莱尔的诗歌观念,正如瑞士批评家马克·艾杰尔丁格指出的那样:“波德莱尔和奈瓦尔一起,在韩波之前,在法国最早将诗理解为‘语言的炼金术’、一种神奇的作用和一种转化行为,此种转化行为类似于炼金术中的嬗变。”
诗所以为诗,取决于语言。波德莱尔从应和论出发,痛切地感到语言和它要表达的意义之间的距离。所谓“文不逮意”,并不总是由于对语言的掌握不到家,有些情境,有些意蕴,有些感觉,确乎不可言传,得寻别的途径。然而就诗来说,这别的途径仍然不能跳出语言的范围,所谓“语言炼金术”,正表达了象征主义的诗人们在语言中寻求“点金石”的强烈愿望。波德莱尔既然要探索和表现事物之间非肉眼、非感觉所能勘破的应和与一致的关系,就不能不感觉到对这种点金石的迫切需要。结果,他摈弃了客观地、准确地描写外部世界的方法,去追求一种“富有启发性的巫术”,以便运用一种超感觉的能力去认识一种超自然的本质,他所使用的术语有着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然而他所要表达的内容却并不神秘。他所谓的“超自然主义”,指的是声、色、味彼此应和,彼此沟通,生理学和心理学已经证明,这并非一种超感觉的、超自然的现象,而是一种通感现象(lasynesthésie),在他之前已反映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了。波德莱尔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把这种现象在诗创作中的地位提高到空前未有的高度,成为他写诗的理论基础。因此,他虽然也使用传统的象征手段,但象征在他那里,除了修辞的意义之外,还具有本体的意义,因为世界就是一座“象征的森林”。所以,象征并不是诗人的创造,而是外部世界的固有之物,要由诗人去发现、感知、认识和表现,正如象征派诗人梅特林克所说:“象征是大自然的一种力量,人类精神不能抗拒它的法则。”他甚至进一步指出:“诗人在象征中应该是被动的,最纯粹的象征也许是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产生的,甚至是与他的意图相悖的……”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波德莱尔要把想象力当作“各种功能的王后”,当作引导诗人在黑暗中前进的“火炬”。想象力在浪漫派诗人那里,是意境和感情的装饰品,而在波德莱尔看来,想象力则是一种有血有肉、有具体结果的创造力。所谓“富有启发性的巫术”,其实就是运用精心选择的语言,在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力的指引下,充分调动暗示、联想等手段,创造出一种富于象征性的意境,来弥合有限和无限、可见之物和不可见之物之间的距离。波德莱尔在《天鹅(二)》中写道:“一切都有了寓意。”他在诗中追求的就是这种寓意(l′allégorìe),但是,他所说的寓意并非传统的含有道德教训的那种讽喻,而是通过象征所表现出来的人的灵性(lasPiritualité)。所谓灵性,其实就是思想。诗要表现思想,这是对专重感情的浪漫派唱了反调,这也是波德莱尔对象征主义诗歌的一大贡献。波德莱尔的诗富有哲理,就是由此而来。而所谓哲理,并不是诗人从某位哲学家那里贩来硬加在诗中的,相反,他必须在生活本身中挖掘和提炼。波德莱尔在日记中写道:“在某些近乎超自然的精神状态中,生命的深层在人们所见的极平常的场景中完全显露出来。此时这场景便成为象征。”。这就意味着,某种思想、某种哲理,可以从日常生活的平凡中汲取形象,通过象征的渠道披露人生的底蕴。从《恶之花》中我们可以看出,波德莱尔很少直接抒写自己的感情,他总是围绕一个思想组织形象,即使在某些偏重描写的诗中,也往往由于提出了某种观念而改变了整首诗的含义。我们可以举出最为一些人诟病的《腐尸》一诗为例。这首诗共十二节四十八行,诗人用了一半的篇幅来描写一具腐尸,纤毫毕露,似可触摸,形象的丑恶催人作呕,笔触的冷静令人咋舌。据说当时有一些不满现实的青年在咖啡馆里朗诵此诗,在座的资产者们个个大叫“丑闻”,波德莱尔也因此获得“尸之王”的雅号。如果诗到此为止,那确是一幅出自拙劣画匠之手的拙劣的画,怕连诗也称不上。但是,诗并未到此为止,诗人斜出一笔,用三节抒情的诗句慨叹腐尸的原形已成梦境,透出了一星思考的端倪。接着,诗人用了两节诗警告他的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