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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母亲的指引（第1页）

从那时候起，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越来越多地陷入一种越来越柔顺、通常昏昏欲睡的状态，看上去就像个困惑的小男孩；而我母亲则变得思想越来越丰满和复杂。

每天晚上，朱莉娅陪母亲的时间常常要多过西尔维娅。通常，朱莉娅一大早就会来到公寓，然后几乎一整天都在照顾我父亲。直到父亲6点上床，母亲才有机会让她喜爱的朱莉娅陪自己说说话。她与朱莉娅共处了这么长时间，我想，一些关于她如何对待朱莉娅的话，如今也该毫无避讳地说出来了。

从朱莉娅答应做我母亲的护工时起，我脑中就一直都有个问题。我母亲会如何对待她呢？在我成长的20世纪40年代，富人区的白人女性大多还是将有色人种妇女视为仆人。通常来说，我大多数朋友的家里都有个替他们打扫屋子、照料孩子的“有色女仆”或“有色丫头”。而且，无论她们多么亲密（我那些朋友的妈妈们似乎总在不停地说她们有多爱家里的女仆，以及多么感谢她们），她们之间的关系显然都是不平等的。

我母亲与朱莉娅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母亲一直是家里的老板，朱莉娅只是个受雇前来照看她的人而已。但经过这些年，母亲的态度和想法还是发生了一些改变。例如，我发现，她会慈祥地关爱我在教书期间带去看望她的那些孩子们。民权时代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的父母，我在波士顿直接参与种族对抗的行为，也赢得了母亲的强力支持。当然，父亲也及时表达了支持之意。

不过，朱莉娅并非在我过去教的那些小孩中。对于处在我母亲这个种族和阶级的女人来说，对孩子投入感情当然会容易一些。因此，我对朱莉娅说，无论是遇到母亲习惯性的偏执，还是那些我童年起便存在的种族暗示，她都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我。

“别担心，”朱莉娅对我说，“我受得了。我也是从那时候过来的。如果真感觉到什么，我一定知道是因为什么。”

但我并不想让她有种被迫“接受”的感觉。因此，朱莉娅跟我说起母亲最后几年，她们之间的深情厚谊，以及母亲在朱莉娅特别需要关爱时给予她的安慰和支持，我真有种如释重负之感。

“相对她那个年龄的人来说，你母亲有种十分罕见的能力。发现我正经历痛苦时，她都会先抛开自己的事。我丈夫去世时，她特别努力地安慰我，就‘为爱付出的代价’这个话题（这是她反复提及的观点之一）跟我谈了好几个小时。只要需要，我就可以在她面前哭，她则会说，‘把椅子拉过来，坐到我身边。’我要是一直哭个不停，她还会把我搂进怀里。在精神上，她依然那么强大。只要跟她说话，我就会感觉更坚强……

“她要是偶尔伤害了我的感情，也会立刻意识到。她会说，‘对不起，朱莉娅。’我要是去了客厅，她还会叫我，‘朱莉娅，你能回卧室来吗？我需要向你道歉。’”

在这些年里，朱莉娅的一个孙子因心理疾病而突然自杀，或许这是最让她伤心的事。她一直未能从中恢复过来。她说，每次需要释放情绪和心中的那种内疚感时，我母亲就会讲起她认识的某些人，那些人也有挚爱之人选择了自杀。而且，他们也会责备自己没能阻止悲剧发生。

“我无法形容这对我的帮助有多大，”朱莉娅说，“当然，我知道他病了。陷入抑郁后，他就离开了大学。他没法再继续学业，只能退学。我让他回家跟我一起住。

“之后一段时间，我以为他有所好转。他服了药，看起来也稳定多了。出于某种我也无法理解的原因，他突然决定停药。停药后不久，他就自杀了。尽管根本不知道原因，我还是相当自责。把这件事告诉你母亲后，她虽然无法让我不再痛苦，却帮助我放下了已成执念的内疚感。

“‘朱莉娅，’她说，‘我很理解抑郁。所以，我不能让你认为这是你的错误或责任。’对此，她的态度非常坚定……”

我母亲去世前两年，朱莉娅的母亲就去世了。对她来说，那又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母亲又一次把自己的事放到一边。

“她向我伸出双手，让我坐得近一些。‘朱莉娅，’她说，‘我知道你很孤独，之后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会非常想念母亲。但我一直在这，随时都能听你诉说。现在，就把我当成你的母亲吧，我会帮你渡过这次难关的。’”

听到朱莉娅提起这些往事，我心里充满了感激。我想，毫不夸张地说，她或许是迄今为止，我母亲最亲密的朋友，也肯定是她最信任的闺蜜。她们之间的忠诚感坚不可摧。

朱莉娅的母亲去世时，我母亲已经100岁了。那年和第二年年初，母亲还是会每天下床到客厅用午餐，有时候也会去那喝茶。通常，她会在餐桌上吃晚饭，然后去我父亲的卧室（有时，她也会隔天晚上去一次），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最后俯身给他一个吻。跟西尔维娅和朱莉娅交谈时，她大多数时候头脑都很清醒。我要是在她脾气暴躁时来访，她就会像往常一样，有些专横而独断地待我。

有一天晚上，她研究了半天我的细条纹衬衫和深蓝色领带后，伸手摸摸布料，说：“我喜欢这件衬衫……希望你再买几件类似的回来。”

另一天晚上，她问我：“你剪头发了吗？”但是，我正在赶截稿日期，直到来见她的头一天，才把已经一个多月没理过的头发剪了。

“别再把头发留得太长，”她对我说，“你留短发看起来更年轻，就保持这个发型吧！”

朱莉娅当时也跟我们在一起，她忍不住笑着说：“考泽尔太太，你真是一直都在给我惊喜呀！”后来，朱莉娅在客厅里说，“你母亲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我要是穿了新衣服，她不仅会对此表达喜爱之情，甚至还会问我在哪儿买的，或者花了多少钱！”

那一年，在我的催促下，母亲跟我长谈了很多次，生动而细致地讲述了她的童年、大学时代和与父亲几十年间那些欧洲之旅中的所见所闻。她告诉我，他们刚刚开始横渡大西洋的旅程时，根本没有飞机坐，只能把两人的衣服都打包放进轮船衣箱（这种箱子像衣柜般，装有一格格的抽屉），乘老式汽船出行。她的一个壁橱里至今仍放着一个那样的箱子，上面的标签还有他们所乘船只的名字。

随后的几年中，航空旅行渐渐变成前往欧洲的常规出行方式后，他们还是更愿意选择当时最著名的那几艘客轮出行：“自由”号、“法兰西岛”号、“玛丽王后”号，或一艘名叫“米开朗基罗”号的漂亮意大利客轮。母亲告诉我，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的医生职业让他们负担得起比过去更昂贵优雅的酒店后，他们也住过罗马的西班牙阶梯酒店、哈斯勒酒店或巴黎的雅典娜广场酒店。

一天晚上，她跟我讲起一个梦。梦中，她坐在雅典娜广场酒店门厅的一张桌子前。

“那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我正在等你父亲。”

她在梦中不停地考虑各种问题，比如他们应该选哪个房间入住，她把自己的护照放哪儿了，以及父亲被什么事耽搁了。她说，她坐在门厅，整整等了三天。

第三天晚上，父亲到了，她终于可以起身前往他们的房间。父亲已经为晚餐换上“一身正装”，母亲说，“他还请我帮他调整领带。”接着，两人便下了楼。酒店外，一名法国医生及其妻子正在“一辆看起来有些滑稽的小车”里等着他们。

“那个梦简直太真实了！”她说。在梦中，她还对自己说，“这个梦我以前应该做过……”她问我是否也有相同的经历。

“有过好多次！”我对她说，“我知道自己在做梦，却忍不住老是想‘这地方我以前肯定来过’。”

“对，正是如此！”她说。那个梦中唯一让她不安的部分，就是在门厅等待父亲的那段奇怪经历。

另一个晚上，她跟我说起在多切斯特区的成长经历。那里虽然基本上是个犹太人社区，却离一个住着很多爱尔兰富人的区域很近。

“肯尼迪总统的母亲罗丝·菲茨杰拉德就住在离我们社区仅一英里远的阿什蒙特山。冬天，她会带着她的父亲坐在一辆两匹马拉的四轮马车里从我们面前经过……

“我刚出生那会儿，家里用的还是煤气灯，我们那条街上装的也是煤气灯。晚上，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会带着一根长竿，把街上的灯一一点亮。”

她说，她还记得装上电灯那会儿，自己有多么激动。

母亲的父亲是名牙医，在她出生那会儿非常忙。从俄国来到美国仅仅两年后，他就于1898年进入了塔夫茨大学。母亲大约从10岁开始便在周六跟着他到学校，帮他打扫办公室。他要是周六也有约诊，她就站在牙科治疗椅旁，替他递需要的工具。

“我们乘电车出行。他的办公室在特里蒙特街，离著名的约旦马什百货商店不远。”

那家商店现在已经关门了，当时却是该城市中心商业区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最熟悉的一处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