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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第1页）

里奥抬头凝视18号楼公寓——这是一栋由灰色混凝土板砌成的低层建筑。现在是傍晚，但天色已暗。整个一天都用来处理一项毫无趣味又无足轻重的任务。根据民兵事故报告，在铁路上发现一名死亡的男童，只有四岁零十个月大。该男童一直在轨道上玩耍，就在三天前，被一辆客车从身体上轧过。这趟21点前往哈巴罗夫斯克的列车司机在停靠第一站的时候就发送信息，说列车在离开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后不久就看到轨道上有人或东西。列车到底有没有撞到该男童，现在尚不能确定。也许司机不愿承认自己撞到这个小孩，但实在没有必要对这件事情追根究底：这是一场不幸的事故，不是谴责谁的问题。事情本该就此了结。

一般情况下，国家安全部成员里奥·斯特帕诺维奇·德米多夫是不会卷入到此类事故当中的。他能做什么呢？对家人和亲戚来说，丧子固然令人心痛，但坦白地说，从一个国家的标准来看，这没什么意义。除非他们出言不慎，否则粗心的孩子不会成为国家安全部关心的对象。然而，这个特殊的情况已经变得出乎意外地复杂。孩子的父母亲有些悲痛过头，他们似乎无法接受儿子（里奥看过报告，记得孩子名叫阿尔卡迪）要对死亡自行负责这个事实。他们逢人就说自己的孩子是被谋杀的，但至于被谁谋杀——他们也不得而知；谋杀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同样不得而知；这样一个事故怎么会发生——他们还是不得而知。然而，就算他们没有合理可信的论据，但他们掌握情感力量。他们也正是靠这种情感上的东西说服那些容易轻信的人：邻居、朋友以及陌生人，所有听他们讲述的人。

让情况更加恶化的是，孩子的父亲费奥多·安德列夫本人也是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基层成员，是里奥的一个下属。他除了更了解情况之外，还利用职权影响力让人相信这个不可能的说法，简直让国家安全部名誉扫地。他的行为已经越界，已经让情绪模糊了自己的判断力。如果情况一直得不到缓和，里奥今天来这里的任务可能就是拘捕这个人。整个事情一团糟。为了赶快解决这件事，里奥被迫暂时丢掉一项真正敏感的任务。

里奥并没有迫不及待地想与费奥多见面，而是从容不迫地上楼，一边思忖今天如何了结此事——警察的反应。他从未打算进入国家安全部；他的职业生涯源于兵役期间。在伟大的爱国战争期间，他被招进特种部队——负责特殊任务的独立运动步枪旅。这个部门的第三、第四队伍从中央体育大学选拔人才，他当时就是该大学的一名学生。他们在竞技与体力这两方面进行严格挑选，然后将这批人送往位于莫斯科北边的梅季希的一个训练营，在那里接受近距离搏斗、武器训练、低空跳伞以及使用炸药等训练。该营地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是国家安全部成立之前的苏维埃秘密警察组织。这两支队伍直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不是在军事上，而是他们的任务性质反映了这一点。被派往敌人后方、破坏基础设施、收集情报、执行暗杀任务，他们就是秘密袭击者。

尽管需要谨守秘密，但里奥还是很享受独自行动的整个过程。他喜欢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事实，或者说这样一个感想。他一直发展得很顺利，曾受过苏沃洛夫勋章二等奖章的奖励。他的客观冷静、战绩、出众的相貌，尤其重要的是，他对自己国家绝对忠诚的信仰让他成为苏联解放德占区的功臣。他和一帮来自不同部门的士兵围着一辆被烧毁的德军坦克拍照，他们将枪举向空中，脚边都是死亡士兵的尸体，他们脸上流露出胜利的表情。背景是来自被烧村庄的缕缕浓烟。破坏、死亡、胜利的微笑——里奥，由于长了一口整齐的牙齿和一副宽厚的肩膀，被推到照片的前面。一周之后，照片被刊登在《真理报》的头版头条，里奥收到各方人士的祝贺，有陌生人、军队、市民等，他们想要和他握手拥抱，他成了胜利的象征。

战争结束之后，里奥从独立运动步枪旅调往内务人民委员部。这种安排似乎顺理成章。他对这种安排也没有提出任何疑问：这是上级为他铺的一条路，他只需要趾高气扬地去走就行了。他的国家可以要求他做任何事情，他会义不容辞。如果他们要求，他会去科力马河地区的北极冻原管理那里的劳改营。他唯一的抱负就是：服务于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战胜了法西斯，这个国家提供免费教育与医疗保险，这个国家在全世界宣扬工人的权利，这个国家支付给他父亲——装配线上一名普通的弹药工人——的薪水相当于一名完全合格的医生。尽管他自己在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并不总尽如人意，但他对工作的必要性表示理解，他们有必要保卫自己的革命不受国内外敌人的破坏，不让那些等着看好戏的人称心如意。为了这个目标，里奥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为了这个目标，他也可以将他人的生命置之度外。

今天的任务与他的英雄主义情怀或军事训练丝毫沾不上边。这里没有敌人，只有一个同事兼朋友，一个伤心欲绝的父亲。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国家安全部的规定，这位服丧的父亲就是被调查的对象。里奥需要慎之又慎。他不能让自己也被费奥多失去判断力的情绪所影响，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已经让一个美满的家庭岌岌可危。如果再不加以控制，这种毫无根据的关于谋杀的无聊言论将会如星火燎原一般，在这个社会蔓延开来，会让那些不安的人们对新社会的一个基本支柱产生质疑：没有犯罪。

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一点。这个社会还有瑕疵，这个社会尚处在过渡阶段，还不够完美。作为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官员，里奥的职责是研究列宁著作，其实这也是每个公民的职责。他知道，当贫困消失，社会暴行——犯罪就会消亡。他们尚未到达那个阶段。偷窃、酗酒闹事时有发生，还有犯罪团伙存在。但人民必须相信，他们正在朝一个更好的生存状态迈进。把这次事件称做谋杀，简直是后退了一大步。里奥曾听他的上司雅努·库兹明——也是他的导师——讲过1937年大审判的情况，斯大林在那次审判上总结说：那些被告已经失去信仰。

党的敌人不仅仅只是搞阴谋破坏的人、间谍以及行业破坏者，还包括那些对政党路线以及等着他们的那个新社会表示怀疑的人。根据这条原则，里奥的朋友兼同事费奥多的确已成为一个敌人。

里奥的任务就是去制止一切莫须有的揣测，将他们从悬崖的边缘拉回来。谋杀的言论自然就具有一种戏剧张力，对那些想入非非的人无疑具有某种吸引力。如果事态真的演变成那个样子，他一定得严加阻止：孩子是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没有人需要为他的粗心大意遭受痛苦。这也许有点过头了，他也没必要这么严厉，事情也许可以解决得更圆通一点。他们无非也就是难过沮丧——仅此而已。对他们要耐心一点，他们只是思路不清晰，向他们陈述事实。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威胁他们，至少无须马上就表现出这个样子：他来这里是帮助他们的，他来这里是帮他们找回信仰的。

里奥敲了敲门，开门的是费奥多。里奥低下头：

“对你的丧子之痛，我深表遗憾。”

费奥多后退一步，让里奥进门。

屋里座无虚席，挤满了人，好像在召开村会议。有老人，有孩子——显然，整个家族都聚齐了。不难想象，在这种氛围下，情绪很容易就会被煽动起来。他们无疑在相互鼓动，认为存在某种神秘的力量导致男孩死亡。也许这么想要比甘心接受这个不幸的事实更加容易；也许他们在为没有教男孩远离铁路而深感内疚。里奥认识其中几个人，他们都是费奥多的工作伙伴。突然被发现在这里，他们感到非常尴尬。他们手足无措，不敢正视他，想赶快脱身，但却无能为力。里奥转身对费奥多说：

“就我们两个人谈谈，也许会比较好一点。”

“拜托了，他们都是我的家人，他们也想听听你要说些什么。”

里奥环顾屋内，大约有二十双眼睛正盯着他。他们已经料到他要说什么，他们也不喜欢听他说这些话。他们生气的是，他们的孩子已经死了，这是他们表达伤痛的方式。里奥暂时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他成了他们愤怒的焦点。

“我认为，丧子之痛是人生最大不幸之一。你和你妻子庆祝儿子诞生的时候，我是你的同事，也是你的朋友。当时祝贺你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而我现在却让你节哀顺变，这多么让人难过。”

听上去可能有点生硬，但里奥认为这是自己的肺腑之言。屋里鸦雀无声。里奥开始仔细酝酿接下来要说什么。

“我从没经历过丧子之痛，所以我也不清楚自己会对这样的事情作何反应。我可能也会觉得要去指责某人，要去恨某人。但是，如果客观冷静地去想，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阿尔卡迪的死因毫无争议。我将事故报告带来了，如果你们愿意，我也可以将报告留给你们。除此之外，你们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解答，这也是我今天被派到这里来的目的。”

“阿尔卡迪是被谋杀的，我们希望你能协助调查。如果你个人不能帮助我们的话，那么我们会希望国家安全部对检察官施加压力，让他设立一个刑事案件。”

里奥点点头，试图维持一种和解的氛围。这个开头极其糟糕，不利于接下来的商讨。孩子的父亲态度坚决：他们牢牢占据自己的位置，丝毫不肯让步。他在要求正式设立一个刑事案件，如果不确定这个的话，民兵是不会展开调查的。他的要求简直是天方夜谭。里奥凝视着这个工作伙伴。他们意识到，“谋杀”这个词对屋里在座每一个人都是玷污，但有些人可能没有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