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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陀夫奥布拉斯特东南|亚速海|7月4日|（第1页）

内斯特洛夫坐在沙滩上，将脚趾埋在沙里。这片沙滩深受附近城市罗斯托夫顿居民的喜爱，该城距离这里大概四十公里左右。今天也不例外，沙滩上人群熙攘。好像该城的居民全部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漫长的冬季让他们的皮肤都失去血色。他能从这些人的体型猜测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吗？体型较胖的人也许是某号重要人物，不是工厂管理人员，就是国家安全部高级军官——不是拿脚踹门的那种，而是在表格上签字的那种。内斯特洛夫尽量不与他们的视线接触。他只关注自己的家人，他的两个儿子正在浅水里嬉戏，他的妻子就躺在他身边，侧着身在睡觉——双眼紧闭，两手插在脑袋下方。乍一看，他们似乎非常满足：完美的苏联家庭。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放松下来——他们在度假，驾驶的是官方民兵用车，用的是国家燃料券，这些都是对他成功、谨慎、有效地处理两桩谋杀案件调查工作的奖励。他们让他放松放松，这是对他的命令。他在脑海中重复着这些话，仔细咂摸话中的讽刺意味。

瓦尔拉姆·巴比尼奇的审判持续了两天，他的辩护律师提出“精神失常”的抗辩。根据法律程序，被告方只得依靠原告及律师所使用的相同的专家证词。他们不能有自己的独立证人。内斯特洛夫不是律师，无须理解这种安排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在巴比尼奇的案件中，这名被告必须在检察当局没有安排证人的情况下证明他的“精神失常”。由于379医院没有精神病医生，检察当局挑了一名没有经过任何特殊训练的专家来做鉴定。这名医生声称，他认为瓦尔拉姆·巴比尼奇能够明白是非之间的差别，知道谋杀是不对的；被告的智商诚然有局限，但足以理解犯罪的概念。毕竟，他在被逮捕的时候说了一句：

我遇到大麻烦了。

被告别无选择，只得再传上同样这位医生，试图提出不同观点，但瓦尔拉姆·巴比尼奇被判定有罪。内斯特洛夫收到一封打印信件，信件内容确认子弹穿过这位十七岁少年的后脑勺，他双膝跪地而亡。

提亚普金医生的案件所花时间较少，几乎不到一天。他的妻子出庭作证，说他具有暴力倾向，描述他的病态幻想症状，声称她之前没有提出来的唯一原因就是担心自己和孩子的性命不保。证词内容换来的结果是她被调到乌克兰的一个城镇——沙赫蒂，在那里，她可以不用继续活在丈夫的污名之下。由于出了沃瓦尔斯克镇，没有人听说过这起犯罪，她因此也无须改名换姓。

随着这两桩案件的尘埃落定，法院以反苏行为对将近两百个人进行诉讼。这些同性恋者分别被判五到二十五年苦役。为了尽快处理这么多案件，法官根据这些人的雇用记录、拥有几个孩子以及最后根据他们指称的性伴侣数量来制定判刑方法。如果是党员，则被认为与被告身份不相符合，因为他们让党名誉扫地。他们的觉悟本来应该更高，因此被剥夺党员身份。尽管开庭程序枯燥反复，内斯特洛夫自始至终都陪着这两百名被告，一直挨到最后。在最后一个人被判刑之后，他才走出法庭，发现地方政党官员都纷纷向他表示祝贺。接下来一两个月之内，他就会拥有新公寓了，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就算不是，年底应该没有问题。

在审判结束的几个晚上，当他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的时候，他的妻子跟他说，他迟早会答应帮助里奥；她希望他能义无反顾地干到底。他难道一直在等她同意吗？也许如此。他不仅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而且还会赔上全家人的性命。这还不是提问或调查时出现的技术问题，而是单独行动。独立行动始终都是在冒险，因为这暗指了国家设置的结构是不成功的，意味着他个人能完成的事情是国家所做不到的。但他仍然相信自己可以不动声色地开始调查工作，从与同事之间的谈话中做一些随意的调查。如果他发现并没有类似案件，没有其他儿童被谋杀，那么他就有理由相信由他促成的残酷惩罚就是公正适当的。尽管他不信任里奥，对里奥鼓动起来的怀疑氛围感到愤慨，但他无疑假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的工作有意义吗？或者它只是一个谋生手段？想要生存下去，这并无羞耻可言——大多数人的职业就是如此。但这是否就足以让人卑鄙地活着，甚至无需一点自豪感，无须为某个目标而服务？

在过去十周里，内斯特洛夫都是独自行动，不与里奥讨论或合作。由于里奥一定处在监视当中，所以他们之间接触越少越好。他所做的就是草草给里奥写了一张字条——我会帮你的——其中包括马上毁掉字条的指示。

想要获得地方犯罪卷宗并非易事，他打了电话，也写了信。在这两种沟通形式中，他只是轻描淡写地顺便提一下这事，夸一夸自己部门迅速破获两起谋杀案的效率，目的只是想要激起他们类似的夸耀。渐渐有了回信之后，不当班的时候他就乘坐火车去拜访了几次，和他的同行们见面，把酒言欢，相关案件还没说上两句，就开始大聊特聊别的事情去了。对于收集信息而言，这显然是最没效率的途径。喝了三小时的酒，有用的谈话可能只有两分钟。过了八周，内斯特洛夫还没挖掘出一桩未破获的犯罪案件。这时，他将里奥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里奥走进办公室，关上门，坐下来。内斯特洛夫在他进门之前，往过道里看了又看，然后锁上办公室门，手伸到办公桌下面。他拿出一张苏联地图，在办公桌上摊开，用书压住地图的四个角。然后，他又抓起一把大头针，将两颗大头针插在沃瓦尔斯克，两颗插在莫洛托夫，乌亚特卡两颗，高尔基两颗，喀山两颗。这些大头针将一排城镇连接起来，正好与从西开往莫斯科的铁路线重叠在一起。内斯特洛夫没有去莫斯科，有意回避那里的民兵，他担心他们可能会怀疑自己在做什么调查。至于莫斯科以西，他的信息收集工作相对没那么成功，但他发现在特维尔可能发生过一起类似案件。再往南走，他在图拉城插了三颗大头针，奥勒耳与贝尔格拉德各两颗。现在进入乌克兰，他拿起大头针盒，往手心里倒了至少二十颗大头针，继续在地图上插放这些大头针：哈尔科夫与格罗夫卡各三颗，扎波罗杰四颗，克拉玛托斯基三颗，基辅一颗。离开乌克兰，在塔甘罗格插了五颗，最终在罗斯陀夫及附近插了六颗。

内斯特洛夫理解里奥的反应——简直目瞪口呆，在收集信息的过程当中，内斯特洛夫也经常出现类似反应。一开始，他试图忽略其中的共性：孩子嘴里都塞有磨碎的物质——不论军官们将之称为污泥或泥土，被肢解的躯干。但这些共性实在太突出：脚踝处都有细绳，都是赤身裸体，衣服都堆放在一段距离之外。案发地点不是在森林就是在公园，通常都靠近火车站，从来都不是入室或室内犯罪。即使有些案件发生在五十公里之内，但城镇之间没有保持任何沟通。在这些大头针之间，没有发现任何关联。

这些案件都以对酗酒者、盗贼或强奸犯等人的控诉为结束，对于这些社会不良分子，罪名容易成立。

他算下来，一共发生了四十三起类似案件。内斯特洛夫伸手从盒子里又拿了一颗大头针，将它插在莫斯科的中心，让阿尔卡迪成为第四十四个孩子。

内斯特洛夫醒来时发现自己的脸压在沙子上，嘴巴微张。他坐起来，将脸上的沙子擦干净。太阳已经躲到云层背后，他在沙滩上找寻自己的孩子，大伙儿都在嬉戏玩耍。他七岁的大儿子埃菲姆正坐在水边，但只有五岁的小儿子却不见了。内斯特洛夫转身看妻子，她正在切腌肉，准备他们的午餐。

“瓦迪姆去哪儿了？”

伊内莎抬眼张望，马上就找到了他们的长子，但却没看到小儿子。她站起来，手里还拿着那把刀，转过身去，在她的身后寻找，还是没有看到。她放下刀，两人都走向前，走到埃菲姆跟前，在他身旁跪下来，一边一个：

“你弟弟呢？”

“他说他等会回来。”

“什么时候？”

“不知道。”

“想想看。”

“不是很长时间以前，我不确定。”

“我让你们待在一起。”

“他说他等会就回来！”

“他没下水？”

“他去了那边，朝你们那个方向去了。”

内斯特洛夫又站起来，盯着海面。瓦迪姆没有下水，他没有去游泳。他还在沙滩上，在这几百号人当中的某个地方。关于案件卷宗的画面出现在他的脑海当中，一个小姑娘就是在一个受欢迎的水边小路被谋杀的，另外一个小女孩也是在一座公园的纪念碑后面被害，距离她家只有一百码远。他在儿子身边蹲下来：

“回到毯子那里，无论什么人和你说话，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要理他们，就待在那里。就算他们是需要尊敬的长者，你都待在原地别动。”

想起有多少孩子都被哄骗到森林里，他改变了主意，拉起儿子的手说道：

“跟我来，我们俩一起去找你的弟弟。”

他的妻子往沙滩北面走去，内斯特洛夫往南走去，他敏捷轻快地在人群中穿梭，对埃菲姆来说，他的速度太快了，于是他将儿子抱起来。很快就走到沙滩尽头了，尽头是一片野草和芦苇，但并没看到瓦迪姆的身影。

埃菲姆对父亲的工作多少有一点点了解，他知道在家乡镇上发生的那两起儿童谋杀案，因为父母亲向他说起过此事，但让他发誓不要对其他任何人提及。本来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因为案件已经破获。埃菲姆知道弟弟正面临危险。他是一个健谈、友好的小男孩，对任何人都很有礼貌。埃菲姆本来应该看好自己的弟弟，意识到自己对此负有责任，他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