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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通往教学的漫长道路 2（第1页）

如果你在早期麦基职高我的班上，你就会看到一个枯瘦如柴的年轻人。他快三十岁了，有一头难以梳理平整的黑发、一双因患慢性疾病而发红的眼睛、满嘴坏牙和一副羞愧的表情。你在埃利斯岛的移民照片或者被捕扒手的脸上也能见到这样的表情。

羞愧事出有因：

我出生在纽约，未满四岁时被带到爱尔兰。我有三个兄弟。我的父亲，一个酒鬼、一个疯狂的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随时准备为爱尔兰捐躯。他在我十岁快十一岁时抛弃了我们。一个妹妹死了，一对双胞胎弟弟死了，两个弟弟又出生了。我的母亲向人乞讨食物、衣服和用来烧水泡茶的煤。邻居们让她送我们——我和我的兄弟们——到孤儿院。不，不，绝不。那很丢人。她坚持不放弃，而我们渐渐长大。我和我的兄弟们十四岁离开学校，开始工作。我们向往美国，就一个接一个坐船离开了。母亲和她最小的孩子一起来到美国，希望从此能生活幸福。这是你在美国应该做的。但是，她从未享受过片刻幸福时光。

在纽约，我从事一些卑贱而辛苦的工作，直到应征加入美国陆军。在德国服役两年后，根据美国军人法案，我上了大学，成为一名老师。大学里有文学和写作课程，还有由不知道如何教学的教授们教的关于如何教学的课程。

那么，迈考特先生，你知道在爱尔兰长大是什么样的吗？

我，一个二十七岁的新老师，回忆我的过去以满足这些美国青少年的需求，从而让他们安静、让他们坐在座位上。我从没想过自己的过去会那么有用。为什么有人想知道我悲惨的人生呢？随后我意识到，父亲在炉火旁给我们讲故事时就是这么做的。他跟我们讲那些被称为土著口述历史学家的人的事。他们周游各地，给人们讲述上百个装在他们脑子里的故事。人们会让他们在炉火旁取暖，给他们点喝的。人们吃什么就给他们吃什么，一连几小时地听似乎无穷尽的故事和歌曲，给他们毯子或袋子盖着在角落里的草床上睡觉。如果土著口述历史学家需要爱情，可能会有一个老女人相陪。

我同自己争辩：

你在讲故事，你本应该讲课。

我是在讲课。讲故事就是讲课。

讲故事是浪费时间。

我没办法。我不擅长讲课。

你是个骗子。你在欺骗我们的孩子。

他们似乎不这么认为。

可怜的孩子不知道。

我是个在美国学校讲述自己的爱尔兰学校生活的老师。这是个例行程序。在我想讲一些具体的课程内容时（这种事不大可能发生），这个例行程序通常可以安抚他们。

一天，我的老师开玩笑，说我看上去像猫叼进来的东西。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笑了，露出难看的大黄牙，笑得咳了起来，痰在嗓子眼里呼噜呼噜地响。我的同学认为那是嘲笑。当他们和老师一起大笑时，我恨他们。我也恨老师，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全校的人都会把我看成猫叼进来的东西。如果老师和另外一个男孩开同样的玩笑，我也会笑，因为我和其他人一样胆小，害怕挨棒打。

班上有个男孩没和其他人一起笑。他叫比利·坎贝尔。当全班同学大笑时，比利会直直地盯着前方，而老师会盯着他，等着他像其他同学一样笑起来。我们等着老师把比利从座位上拽起来，但他从没这样做。我想，老师是因为比利的独立性而敬佩他。我也敬佩他，希望自己能有他那样的勇气，但它从来没有光顾我。

那所爱尔兰学校的男孩们嘲笑我从纽约带来的美国口音。你不可能离开一个地方，同时留下那里的口音。当他们嘲笑你的口音时，你不知道该做什么、该想什么或该感受什么，直到他们开始推搡你，而你明白他们是有意要惹你生气。你一个人对付四十个来自利默里克各条街巷的男孩，而你必须奋勇向前，如果你退缩，这辈子都会被看成是个胆小鬼或娘娘腔。他们叫你流氓或红番，而你会和他们打呀打，直到有人击中你的鼻子，鲜血喷得衬衫上哪哪儿都是。母亲会因此和你没完没了。她会从火炉旁的椅子上站起来，你的脑袋会因打架而好好地挨顿敲。试图对母亲解释你流血是为了保卫你的美国口音（你根本就是因为她才有的美国口音），将毫无作用。不，她会说。现在她得烧水洗你那件血迹斑斑的衬衫，看看能不能在炉火旁烤干，这样你明天就可以穿着它上学。她没有提到给你带来麻烦的美国口音。但一切都会好的，因为几个月后，美国口音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感谢上帝，是除我父亲外任何人都为之骄傲的利默里克口音。

因为父亲，我的麻烦并没有完。你会认为四岁的我操着一口完美的利默里克口音，男孩子们就不再折磨我。但是，不。他们开始模仿我父亲的北爱尔兰口音，还说他属于新教徒的某个门派。现在，我得为父亲而战。又一次，我穿着染血的衬衫回家见母亲，而母亲叫喊道，如果她不得不再次洗这件衬衫，它一定会在她手中破掉。最糟糕的，是当她不能在早上把衬衫烘干时，我就得穿着湿衬衫上学。回到家，我就开始鼻塞，整个身子因为再次湿透而颤抖，不过这次是出汗所致。母亲心神烦乱，抱着我大哭，说对我太刻薄了，让我穿着因为老是打架而变得越来越红的湿衬衫上学。她把我抱上床，用旧大衣和她床上的毯子盖在我身上，直到我不再颤抖。我听到她在楼下对父亲说，他们离开布鲁克林、让孩子们在利默里克校园里受人折磨的那一天，是个不幸的日子。我听着听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在床上躺了两天后，我回到学校，穿着那件现在已经变成浅粉色的衬衫。男孩子们说粉色是小女孩的颜色。而我是女孩吗？

比利·坎贝尔站起来，走到他们中最壮的一个跟前。放开这个美国佬，他说。

哦，那个大个子男孩说，谁在命令我？

是我，比利说。那个大块头就走到场地的另一边玩去了。比利理解我的难处，因为他父亲来自都柏林，男孩子们有时候甚至会因为那个而嘲笑他。

我讲比利的故事，因为他身上有我敬佩的那种勇气。这时，我在麦基职高的一个学生举手说，可以敬佩比利，但难道我就没有因为美国口音而挺身面对整个团伙吗？我就不应该敬佩自己吗？我说：不，我只是在那所爱尔兰学校里的每个孩子推我、侮辱我时，做了不得不做的事。但是这个十五岁的麦基职高男孩坚持说：你得表扬你自己，但不要太多，因为那样就成自吹自擂了。我说：好吧。除了不如比利那么勇敢外，我会因作出反击而表扬自己。比利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而战。他对我不负有任何义务，但他仍然维护我。那是一种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拥有的勇气。

学生们询问有关我的家人的事情，点点滴滴的往事零星地出现在我脑海中。我意识到我正在发现自己。我用母亲同邻居聊天的方式讲这个故事：

我推着婴儿车，里面坐着马拉奇。他是个快两岁的小伙子。弗兰克走在我身边。在奥康纳街的托德商店外，一辆黑色的加长汽车在人行道旁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个穿着毛皮服装、戴着珠宝的富婆。哦，她不是朝婴儿车里看了看，当场提出要买马拉奇吗？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震惊。一个女人想买有着金黄色头发、粉红脸颊和珍珠般可爱小白牙的马拉奇。在婴儿车里，他是那么可爱。我知道离开他会让我心碎。另外，如果我回家告诉老公我把孩子卖了，他会怎么说？因此，我对那女人说，不。她看上去伤心极了，弄得我很同情她。

当我再大一点、第一百次听她讲那个故事时，我说她应该把马拉奇卖了，这样我们剩下的几个就有更多粮食吃了。她说：哦，我提出过要卖你，但那个女人一点兴趣都没有。

班上的女孩们说：哎呀，迈考特先生，你妈妈不应该这样对你。人不应该提出卖自己的孩子。你没那么丑。

班上的男孩们说：哎，他可不是克拉克·盖博。闹着玩的，迈考特先生。

我有罪。

我六岁时，爱尔兰的老师说我是个坏孩子。你是个很坏的孩子。他说班上所有的男孩都是很坏的孩子。他提醒我们他用的是“很”这个词，一个他只在这种特殊场合使用的词。如果我们在回答问题或写作文时用了这个词，他就会剥下我们的头皮。这个词只能用在这个场合，那就是我们有多坏。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坏孩子，弄不明白教这些顽童和怪物有什么用。我们满脑袋都是从利瑞克电影院里看来的美国垃圾。我们得低下这些脑袋，击打我们的胸膛，说：Meaculpa，meaculpa，meamaximaculpa。我原以为这个词表示“对不起”，直到他在黑板上写下“Meaculpa，我有罪”。他说我们生来就有原罪，原罪本可以通过洗礼而涤净。他说很显然，我们这些人浪费了洗礼用的河水。只要看一眼我们那急切的小眼睛，就能洞察我们的邪恶。

他为我们准备第一次忏悔和第一次圣餐，以拯救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灵魂。他教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得向内看，细察灵魂的景致。我们生来就有原罪，这讨厌的东西会渐渐侵害我们纯洁的灵魂。洗礼恢复了灵魂的纯洁与完美。但现在我们大了，犯有许多罪：伤心往事、创伤、溃疡。我们得把它们揪出来，让它们在上帝壮美的光芒下手足无措、局促不安直至腐烂坏死。扪心自问，孩子们，接下来是认罪。这是很有效的泻药，孩子们，比一剂盐更能将你们清洗干净。

我们每天都练习扪心自问，并向他和全班同学坦白自己的罪行。老师什么也不说，坐在讲台后，点点头，抚弄他那根用来让我们感受天恩眷顾的细棍子。我们承认犯了所有七大罪：骄傲、贪婪、淫邪、愤怒、贪食、忌妒、懒惰。他会用棍子指着说：马迪根，向我们坦白你如何犯了忌妒这个大罪。我们最愿意承认犯的大罪是贪食。他用棍子指着帕迪·克劳海西说：克劳海西，向我们坦白你如何犯了贪食这个大罪。然后，帕迪便描述了一顿你只能在梦里见到的大餐：同土豆、卷心菜和芥菜一起烹制的猪头，上面浇了无数柠檬汁，接下来是冰激凌和饼干，还有加了大量牛奶和糖的茶。如果你喜欢，可以歇会儿，照样再吃一遍，而你母亲一点儿都不会因为你的好胃口而不高兴，因为东西足够每个人吃，而且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