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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开始，绥远的一个喇嘛庙走了一个喇嘛，这个喇嘛在这个庙已经7年，平素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以后才知道他是日本特务。这样的潜伏工作也做得好。再举一件丑事，傅作义部队用的包头以西的军事地图都是日本关东军测量局的，而不是我们参谋本部的。说明日本特务技术是很高的。

竹中，在哈尔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干了多年，但对于特务外勤知道得不多。

我把写成的这本特务技术材料交给了郭股长。我对郭股长说：

“我这本材料，在被捕的这些东北军统特务里，是不一定有人能写得出来的。”

郭股长笑着说：“又自满了，你还能写很多东西，这屋子里有纸有笔，有时间你就写。”

我们屋四个人，开了一个会，做了一个学习时间规定：早饭后到晚饭前，是各人写材料时间；晚饭后到睡觉前是自己学习时间。竹中的俄文好，徐克成的日语好。我要学习外国语，徐克成说可以学习俄语。我就与竹中挂钩，我教他中国话，他教我俄文。每天一小时俄文学习。这些我对郭股长说了，他说可以，不过指示：“不要耽误写材料的时间。”由这以后每天学习俄文，于看守有本俄文读本，我就利用这个读本学习，把这本书都抄下来了。

4月中旬，有一天郭股长把我们的门打开，领进一个穿灰棉军服的人，也有三十六七岁，高个白脸。郭股长走了，我问他从哪来，他说了几句话，听不出来是哪儿的人，不像北京口音，有点像东北话。我正猜测的时候，徐克成发现他一进屋就注意竹中写的日文材料，果然是日本人。他是日本特务，叫谷口。抗战时在山西，“九？三”胜利后，到长春给美特做工作。解放后他没有跑了，潜入到解放团冒名国民党军官，好几年才把他查出来，送到公安局。他这一来竹中有了同乡了，徐克成也能说日本话，于是这屋就不断日本话了。

在5月的上旬，我看报纸，看到反动派还不断派特务到大陆进行反革命活动。我想我到台湾去做人民政府的地下工作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我设计，先到西康的西昌，从那再往云南走，转道香港，再去台湾。到了台湾就说解放后我逃到沈阳的一个亲属家中潜伏，后来不能潜伏了，才一步一步地逃到西昌。这样潜回军统特务机关，我能够给人民做很多事情。可是真的回到军统特务机关，被特务识破，给我一上刑，我是坚持到底呢？还是说实话呢？我与项迺光从长春向外突围未成，我们俩人分手的时候，他说：“咱们这样办吧，自己想办法走，谁到了北京，或到了南京，就把咱们突围的情况报告给局本部。”我在长春没跑了，北京也没有我，又没到南京，特务机关还不考虑我的下落？再说，我到长春市公安局，东北的这些特务谁都知道。这些特务如果有一个被释放，能不出去讲我的问题吗？另外特务在东北的潜伏组织真的一个也没有了吗？不一定。回到特务机关，我还可以说，我是迫于当时环境假自首。这样可以说得过去。最后我决定无论如何要给人民做一些事情，牺牲生命，在所不惜。至于政府准不准许那是政府的问题。我左思右想就把这些计划当面报告了郭股长。

他听了我这些话说：“你可以写一个报告。”

我回去写一个报告，呈给了政府。这个报告呈上去之后，没有回音。我当然也不好问，以后就作罢了。

6月底，美帝侵略朝鲜。东北各地的反动残余分子利用这个机会自发地进行反革命活动。长春公安局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天郭股长找我，对我说：“新逮捕了一些人，属现行反革命。你搬到他们屋住，有什么情况随时反映。”

我化名郭依平，因为我二老婆叫郭依平。这个名字是我给她起的。今天我就挂这个名在监号活动。

接触的第一个对象是孙×，汽车司机。他的姐姐在长春一个军医院当护士长。1949年与医院的一个老干部结婚。后来，这个医院的秘书被暗杀，这老干部失踪。公安局便认为孙×的姐姐有嫌疑，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下二号。押了几天又把她的弟弟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上十三号。我到这个监号、什么也没拿，空身进屋。门开之后，看守在门口厉声地说：“你们俩，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他说，我也这样说。

门一锁，看守走了。石灰地上什么也没有，坐下太凉，我便把鞋垫在屁股下。吃完晚饭，他看看没有看守战士，便小声问我：“你怎么来的？”

“今早抓来的。”我表现出害怕的样子。

这个案子是把杀害秘书的凶手抓到，这是侦察的中心。他姐夫跑了，可疑。他姐姐是否知道他姐夫的去处呢？他是否知道这些情形呢？

如果常识不丰富，是谈不到做工作的。他是司机，我懂汽车。我先从汽车谈起，问他驾驶的是什么汽车？这样有了共同语言。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是饭馆的茶房。饭馆的常识我也知道一些，是可以叫他相信的。他问我为什么被捕？我说因为一贯道的嫌疑。谈来谈去，他说伪满时给王庆璋开汽车。王庆璋是伪满的邮政总局局长，我的三舅。谈到王庆璋家中情况，我说得很对。他对我更有好感了。我对他说：“咱们是患难与共，不容易，有缘分。”我同情他，站在他的立场上替他想办法。他很相信我，什么话都对我说了。最后他说：“我姐姐嫁的那个干部是一个转业军人，年龄40多岁。他们结婚的经过我不知道，他们俩只到我家一次，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我再三试探也没有在他身上找到东西。肯定他与暗杀案件没有关系。他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正是我回去汇报情况的时候。我对郭股长说：“这个案件只能到这儿，没有发展了，我今天再挖一下看看怎么样。”

我们俩先后回到监房，我回去时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对他说：“我的案子结束了，一两天就会释放我，我出去到你家去送个信，你有什么要紧的话可以告诉我。”

“我家住在长通路天主堂后边，一个小角门里。你见着我家里的，告诉她：我因为姐夫逃跑押起来的。我不知道他们的事。姐姐也押在这里。我不会很久就能出去，不要着急。家中没有钱向老史家借几个，先维持一下，对亲友们就说我到沈阳去了，不要说我被押起来。”

我说：“家中没有钱，不要紧，我在长春有朋友，我可以借给你几十万元（即人民币几十元）。等你出去，再还给我。你想想还有什么话？”

他接着说：“没有什么话了，你对我这样好，我出去再报答吧。”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这个监号，回到原来的屋子。

没有几天，郭股长又找我，他说：“这些日子，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命犯，有一个小学教员叫周铁航的，说是与军统大特务毕泽宇有关系。他在长春建立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