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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你们的上级是谁呀?情报怎么传递?”

“我们的上级是陈先生。没有电台,主要是潜伏活动。到时候派人来与我们联系,给我们送经费。我们潜伏好了之后,呈报我们的住址,他按地址找我们。横的没有关系,这是风筝式的潜伏布置,只有纵的关系。”

现在从他身上只能得到上海一个特务的线索,及山东原籍藏在荤油缸里的手枪。这两件事,必须马上反映。第二天,在提他出审的时候,我汇报给郭股长,他说:“这小子到长春,不会是过路,一定有目的。这一点你再追一下。上海的那个特务线索,昨天他只谈了一半,这回说全了;原籍的枪,昨天说是步枪,对你说手枪,可能是手枪,步枪缸里放不下;在长春的社会关系,山东同乡中谁还与他有来往?吸收人没有?再好好侦察一下。这是现行反革命,要重视。”最后郭科长说,“把你所了解的情况写一个报告,我等着要。”

回到监号,继续查询他的横的关系及在长春的活动。他在长春一家同乡吸鸦片,什么话都谈。他谈到,美军这次打北朝鲜,都是机械化部队。美军一过鸭绿江,前面是国民党中央军来东北接收,后面是日本军队到北朝鲜接收。到时候八路军只好退到苏联去。他对我还说:“在滇桂边界国民党把八路军的一个军包围了。这个军运到台湾,改名‘新生军’,被俘有一两万人。”又说,“台湾的武器才多呢,准备反攻大陆!”

看来他在台湾受特务教育中毒很深。他们的政治教官叫赵赤子,东北人,与我早就认识,反共专家。赵赤子专门能造谣,诬蔑共产党。他对这些无知青年进行反动宣传,使这些人到大陆卖命,无论怎样,反正与他没有关系。

我问他:“逃到台湾的将官怎么安置?”

“成立了一个将官团,少将每月八十银圆,中将一百银圆,有许多光杆的将领在那混吃等死,一心希望打回大陆。”他接着说,“宋美龄在台湾成立妇女会,给军队制作棉衣劳军,工作很积极呢。”

我问他是怎么参加特务训练班的?他说:“我在上海作战中挂了彩,上了轮船运到台湾。挂彩时是上尉连长,在台北把伤养好之后,保密局要伤愈军官受训,这样,我在1950年1月调到保密局受训。在受训时,还有美国教官,教给射击术、擒拿、密码通讯等,中国教官多数我都不认识,乐干给讲政治。”

“乐干原来是长春警察局局长,与我认识,四川人,很能讲话。”

“对,对,能讲话,他一上课,谁也不困。他知道的事真多,美国人对他很好,重庆中美训练班就是他办的。”

其次,我利用机会打听香港,上海等地的生活。他谈了许多,嫖女人,吸鸦片,上海仍有卖淫贩毒的。他领了几两黄金的路费,一路上花天酒地,认为此去,生死未卜,得乐且乐,和我谈起在香港找舞女,到上海嫖妓女,眉飞色舞,仿佛身在当时境地。一举手,手上戴着铐子,他才意识到现在已经被捕了。

这个特务的名字叫梁金剑。

梁金剑的事情结束的当天,郭科长对我说:“回去把行李搬回你们小组,明天拂晓,要把你们16个人送到伊通县去暂住。这是为了防空,政府考虑你们的安全,才有这样的措施。你有没有顾虑?”

“我有顾虑,真的美蒋打到东北,我就危险,共产党不会把我放了,非把我杀了不可。我不希望到伊通,送到佳木斯或者满洲里那里还比较安全。伊通距长春才90里,没有什么安全可言。”

“这是你的错误想法,政府不会因为蒋美来了把你放掉,但也不会像你所想的那样把你杀了。到伊通是暂时的,比较在长春好一些。”

“科长去不去?处长去不去?”

“我送你们到那儿就回来。”

“局内的处长、科长都留在长春,我们这些犯人怕什么?”

“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不要有错误想法。在去伊通的路上和到那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反映,不要马马虎虎。你先回去,待一会儿我集合你们16个人讲话。”临走,郭科长还给了我一盒纸烟。

约莫有半小时,郭科长在后小院召集我们16个人讲话。这16个人有尚传道、李寓春、杨文昌、徐克成、崔毓琛、张致文、王鼎百、张伯桥、谷口(日特),另外还有几个蒙古王子和特务。郭科长叫大家不要有顾虑,并且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过了鸭绿江,美国鬼子来不了,不要恐美,我们有力量打败敌人!”

解散之后,大家收拾东西,有一些东西可以不带。我把东西整理了一下,又给北京胞弟写了一封信。我在10月中旬接到姐夫从北京来的信,他告诉我父亲在1949年夏天故去,我的老婆回了徐州,在我岳父那里。家中一切东西皆由我弟弟掌管。他对我置之不理,老婆回徐州,他一个铜板也没给。老婆只身抱着孩子走了。弟弟这样做太不应该,我要写信说说。

大概3点钟的样子我们出发了。马路旁的住户还在熟睡中,有一家挂着红窗帘,从里面射出光亮,似乎妈妈在给婴儿喂乳,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我是不会有的。我自己反动,结果把一个家庭搞得生离死别。父亲死了,我没有尽忠尽孝。老婆回徐州怎么过呢?自己今天押到这儿,明天押到那儿,到哪去都要夜间行进,见不得人。也难怪,我这种人叫人看见是颇不相当的。

早晨5点钟左右天亮了,看到伊通的房子,家家户户燃起了炊烟,有几个老头在马路边上拾粪,有的赶车往城里运柴草……我真羡慕他们的自由。坐了牢知道自由的乐趣,患了病晓得健康的可贵。

进了伊通县城。我知道这地方不会有人认识我,我便大胆地东张西望。总也没看到社会上的事物,感到一切都很新鲜;街旁有许多卖小吃的摊子,我发现有卖切糕的,我幼年就喜欢吃切糕。有卖花生米的,有卖油炸果的,这些东西我都想吃。有机会买一点,我还有几十万元钱呢。

车拐了几个弯,在一家大门前停下,像是一个大粮栈的后门。大门打开,车开了进去。这是什么地方?我们下了车,把东西往里搬。搬到里面才看见有木栅栏。这是一个五间房的看守所。左两间,右两间,中间一间是走人的。屋内是对面土炕。出来进去必须弯腰。我一看这地方太差了。没办法,进也得进,不进也得进,进去吧。我们住两间,分四个炕,用木栅栏隔成四个监号,我们16个人,5个人一个监号,尚传道单独一个监号。各监距离很近,彼此能看见,随便说话。我与徐克成、张伯桥、谷口、崔毓琛五人住里边一个监号。

这是伊通公安局看守所。五间监房,我们占了一半,那一半伊通公安局用。这儿的犯人说话我们能够听见。这儿看守所的制度与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犯人一动就要报告,“报告,我咳嗽!”“报告,我小便!”“报告,我换一换腿!”“报告,我擦鼻涕!”“报告,我找虱子!”“报告,我扣裤钩!”……一天的“报告”,彼落此起。看样子都是乡下人,或者是地主恶霸之流,长得土头土脑。王所长对我们说:“你们彼此之间不要叫名字,叫号,叫人知道你们是谁不好。”

我叫尚传道为希贤,他叫我梦龄。

我们来一班战士,看守所只有王所长一人,我们一切活动与伊通公安局的犯人隔开,只有吃饭在一个锅里煮。高粱米饭,白菜汤。千篇一律。

有一天,我对王所长说:“这菜里的盐太少,咱们自己买点盐,再买一点辣椒末。”

我们自己刷碗,扫地,晚饭后烧炕,各组轮班摊勤务。白天看书,晚上下象棋。坐在土炕上开“口头宴会”:这个饭馆子有什么名菜?那个地方出产什么好吃的?糖醋鱼怎么样做?锅贴鸡怎么做?你一句我一句,很有意思,津津乐道,臭味相同——对于旧的东西都那样留恋,对于吃喝玩乐的生活都不愿放弃。没有人反对开“口头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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