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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则同样坚决。他坚持共产党在正式编入国民军时，应保持原有的编制并仍由现任军官指挥。而且，共产党还要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永远那么乐观的赫尔利曾希望在他9月22日回美国治病和述职之前，国共能够达成协议。

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信，讲明了他的意思，然后就和张群一起，坐下来等待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回音。

他计划在得到答复之后，就上飞机。

信是回了，但没有提到协议的事。

毛泽东只是请赫尔利暂缓回国，直到陪他安全地回到延安。赫尔利找到了蒋介石，蒋说他将保证毛泽东安全返回。但是，毛泽东坚持要大使作出书面保证，以确保他安全返回。他得到了这个保证。

赫尔利带着失望飞离了中国。

蒋介石没有采纳魏德迈的建议，他决定行使中苏条约赋与他的权力，占领东北。

然而，使他烦恼的消息不断传来：苏军正在有步骤地拆卸东北的工业设施，并将其运回苏联。从表面上看，如果苏联人象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准备把东北交给他的对头共产党，那么这一举动就很令人费解。由于缺少苏联方面的资料，人们只能推测。

斯大林认为美国人也和他一样在耍手段，他不相信美国人会听任他实行他在中国的东北计划，所以他不想让国民党到来时得到那里的工业设施。可是在美国方面，并没有真正下决心支持中央政府在东北的权力，尽管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作过这样的保证。

10月6日（毛泽东仍在重庆），美国海军试图让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被苏联拒绝。其理由是大连是个商业港口，不能用于军事目的。

随后美国人又不大热心地试了另外两个港口，同样遭到拒绝。这两次拒绝他们的不是苏联人，而是中国共产党。直到11月1日，国民党才在山海关登陆，这使他们在南部有了一个小小的落脚点。

10月10日，正好是双十节。毛泽东、蒋介石和他们的助手起草了一份联合公报，公报没有掩盖双方完全缺乏共同点这一事实。

这份联合公报直到第二天毛泽东飞回延安之后才发表。在两个问题上，公报似乎表现了某种进展。例如，虽然政府拒绝承认“解放区”的共产党政府，但却同意扩大地区性的自治。至于武装力量，共产党出人意料地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将其原有的80到100个师的兵力削减为20到24个师。并将部队驻扎在指定区域内。

这些事情还没有安排好，国共两党之间的小型冲突几周之内便在各地爆发了。

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的失败对帕特里克·赫尔利大使来说是致命的一击。从他上任开始，就与他手下的中国问题专家发生了争执。

和他争论最多的是他的工作人员中最勤奋的一个、即谢伟思。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攻击蒋介石及其政府，颂扬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他认为，共产党才是这个国家里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谢伟思曾多次毅然建议美国政府由支持蒋介石转为支持毛泽东。有一次，赫尔利先生曾警告他说：“如果你只管汇报情况，我们还可以继续合作。但是，如果你想干涉我的事情，我就赶你走！”

看到谢伟思仍无视他的警告，赫尔利大使便把他召回了华盛顿，当时是1945年4月。

不久之后，谢伟恩便和另外三个同事一起被捕了。因为共产党的前线刊物《美亚杂志，》的编辑部里发现了大约100份他写的电文。

使馆工作人员中另一位与谢伟思观点相同的人是约翰·戴维斯。在1944年12月12日的一份秘密报告中，他建议美国中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除非他们停止阻击共产党的部队。戴维斯曾在魏德迈将军手下当过他的临时政治顾问。赫尔利也把他召回去了。

1945年11月26日，帕特里克·赫尔利向总统杜鲁门递交了辞呈。在他的信中，他指责大使馆和国务院里的“职业外交人员”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有些人对共产党说，赫尔利为防止国民党政府倒台所做的努力“并不代表美国的政策”，他们还劝告毛泽东“拒绝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合并，除非把领导权交给共产党”。

11月27日，杜鲁门总统宣布接受赫尔利的辞呈，同时任命乔治·C·马歇尔将军以大使的身份作为他在中国的特别代表。

在12月的头两个星期里，马歇尔与总统、国务卿贝尔纳斯、副国务卿迪恩斯·艾奇逊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反复研究了美国下一阶段的对华政策。

政策基本上没变，只作了几处重要的解释，马歇尔将军继续奉行前任的政策，努力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但是，如果他的努力失败了——即使失败是由于蒋介石拒绝合作而造成的——

美国政府也仍将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

此外，大家一致同意，美国应帮助蒋介石向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