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天的《北京日报》第四版广告栏中,有这样一则广告:
当天《北京日报》的读者中,大约很少有注意到这则广告的,读到而产生出一种惶恐感的,更绝无仅有——那仅有的一位,便住在我们已经相当熟悉的那个钟鼓楼附近的小四合院中。
前面我们介绍这个四合院时,提到在前院的西边,有个用带月洞门的短墙另隔出来的小院。那小院里住著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叫韩一潭,是个有著三十年经验的诗歌编辑,女的叫葛萍,是个有著二十七年教龄的小学教师。他们的独生女儿韩向红已经三十岁出头,早已结婚另过,外孙子都快满五周岁了。
由于韩一潭夫妇那住房的位置,位于这个四合院的“死角”,且又有一道短墙将他们的居住区与其余部分隔开,加上他们生性不喜交际,所以尽管他们一结婚就住进了这个小院,却始终未与院里其他住户打成一片。一九八二年年初,住里院北屋的张奇林晚饭后翻阅《光明日报》时,看到一篇揄扬优秀编辑的文章。那篇文章里介绍到“辛勤的淘金者韩一潭”,说韩一潭每天要审阅近千首自发投诗,大都味同嚼蜡,毫无新意,但他坚持一首首认真地读下去,偶尔发现一首闪光的好诗,他便高兴得情不自禁,立即报送主编,予以扶持……有一回他刚读完一首只有十二行的好诗,便被叫走开会去了,开完会回来,他发现办公桌被好心的同事整理了一番——因为窗外的风把他满桌散乱的纸张刮到了地下,人家便为他拾起垛齐;他从那垛齐的稿堆中再寻那首好诗,怎么也找不著了,非常懊丧,有人劝他不要找了,因为来稿者不过是无名小卒,其诗文只有十二行,按编辑部规定是可以不予回音、不予退稿的;他却不能忘怀,他费时一下午,翻遍桌上、抽屉中所有的纸片,去寻觅那首小诗,竟毫无踪影……第二天,他下了更大的决心,甚至趴到地上,搜寻柜橱下面,终于从柜橱下蛛网密布的角落里,找到了那首小诗。最后那首小诗被发表了出来,给作者极大的鼓舞,在首次成功的激励下,那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又陆续发出了许多短诗,组诗,目前竟俨然成为所在省份的一颗文学新星。当记者问到韩一潭从这桩事中总结出什么经验时,韩一潭风趣地说:“我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去买一方镇纸,压住我桌上的每一篇稿纸,不让它们被风刮跑。”他那办公桌上,后来果真出现了一方铜制镇纸……张奇林读完有关韩一潭的报道,不禁感叹地说:“各行各业部需要韩一潭这种伯乐啊,我们局里要多几个韩一潭,事情就好办多了嘛!”当时他的女儿张秀藻在一旁咯咯咯地笑了:“爸,您知道吗?韩一潭就住在咱们院里!”张奇林吃了一惊:“邻居?”张秀藻笑得更凶了:“爸,您的官僚主义真够可以的!韩一潭就住咱们前边西小院里,您到现在才知道!”
那篇报道的功效,首先是编辑部每天的诗稿暴增,而且来稿要么在信封上就写明是寄“韩一潭同志亲收”,要么就在里面附上给韩一潭的信;其实报道见报前,韩一潭已经不看自发来稿了,编辑部新分来了两个“工农兵学员”,自发来稿后来由他们处理——他们却聪敏地把所有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诗稿,看也不看地都送到韩一潭的案头,用那镇纸镇住;而当韩一潭把径寄他而实在无暇过目的诗稿转给他们时,他们又总是任其积压,因为编辑部早就对作者声明了嘛——“来稿勿寄私人,以免延误”。这话换个角度说,就是“凡寄私人,延误勿赦”。这种情况,自然是成百上千纯朴的自发投稿者们想象不到的。
那篇报道的功效还不止于此。报道发表后的半个月,一天傍晚,韩一潭同葛萍正在吃晚饭,忽然澹台智珠的公公把一个年轻人带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韩编辑,葛老师,你们的亲戚打东北来啦!”
他俩朝那年轻人望去,大吃一惊——他们并无那样一位亲戚。后来他们弄清楚了,那年轻人并未自称是他们的亲戚,只是说他要找“韩伯伯”,澹台智珠的公公看那年轻人带著行李,说话带东北口音,遂误以为他是他们家从东北来的亲戚。
韩一潭忙撂下饭碗,迎上去问那年轻人:“你找我吗?”
年轻人反问:“您是韩一潭韩伯伯吗?”
韩一潭点头:“对,我就是。”
年轻人把手里提的旅行包一撂,伸出两只手来,抓住韩一潭的右手,紧紧握住,眼里竟涌出了泪花:“韩伯伯,我可找著您了!”
韩一潭有所憬悟,他忙问:“你从哪儿来?你找我有什么事?”
就是一般的亲戚,见著韩一潭也不会那般亲热,年轻人弯腰拉开旅行包的拉锁,取出了一个大塑胶包来,透过包装,可以看出里头全是又大又整的干蘑菇。他把那一大口袋干蘑菇搁到饭桌上,就毕恭毕敬地招呼葛萍说:“您是师母吧?师母您受累啦!”
葛萍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发楞。
韩一潭心里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恼怒,他对这事态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不由得再一连串地问:“你是文学青年吧?你是怎么找到我这来的?你从哪儿得著我家地址的?你是不是想请我给你看稿子?……”
不一会儿也便全都弄清。他是东北一个县里的文学青年。他酷爱诗歌。他自然早就尝试著给报刊投稿,从《诗刊》和《人民日报》的副刊,到他们地区的刊物和报纸副刊,全都投过,但一首也未被刊登,并且几乎一律石沈大海……关于韩一潭的那篇报道自然给予了他极大的鼓舞,他说他读时流出了热泪——看来绝不是说谎,他感到他在“黑暗王国”中看到了“一线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韩一潭来了。下了火车,他先找到编辑部,传达室告诉他编辑部的人这天都外出听报告去了——这也是事实;他便要求传达室的人告诉他韩一潭的家庭地址,传达室的人犹豫了好久,经不住他一再恳求,最后告诉了他,所以他现在才好不容易地找了来……
葛萍出于一种女性的同情心,问他:“你还没吃晚饭吧?”
他坦率地说:“找不著韩伯伯,我什么也吃不下呀。”
葛萍便请他吃饭,菜不够了,便下厨房为他去现炒了一大碟鸡蛋。
韩一潭请他坐到茶几边的沙发上,问他:“你带了些作品来吧?”
那年轻人便拖过他那沈甸甸的旅行袋来,“嗤溜”一声拉开整个拉锁,从里面取出了一叠又一叠的诗稿来,一边往茶几上放,一边介绍他的创作说:“这是我的《抒情诗一百首》,这是我的组诗《泥土的爱》,这是我的抒情长诗《天空颂》,这是我的叙事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的第一部,这是我的诗剧《爱琴海的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