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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老编辑被一位文坛新人气得发抖（第1页）

去敲韩一潭家门的人，并不是当天《北京日报》“寻人”广告里的那个“诗疯子”。葛萍开了门，一看见那人，便不禁笑著说：“呵，稀客稀客，今天刮了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来人四十岁出头，头上戴著花格呢鸭舌帽，身上穿著烤花人字呢大衣，大衣里露出银灰色的纯羊毛围巾，脚下是一双美国乃基公司出品的“蛋饼纹”厚坡底运动鞋，打扮得既考究而又潇洒。

韩一潭一见他进来，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但也只得站起来招呼他。

来人却大有“宾至如归”的气派。他笑嘻嘻地说：“是西北风把我刮来的，六七级。”说著把帽子、大衣、围巾脱下，转了转身子，没找到衣架，便把那三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到了空著的沙发上，自己要往饭桌边的折叠椅上坐。葛萍忙过去把他那三件衣装捧起来，请他坐进沙发，对他说：“你这些高级服装，我先给你搁里屋大床上吧！”

来人便坐进沙发，见韩一潭还站著，反朝他打了个“请”的手势，韩一潭也便坐进茶几另一边的沙发。

韩一潭问他：“怎么样？最近忙著弄什么呢？”

来人却只顾打量韩家的房间，指点著说：“老韩；该革新一下啦——进门的地方置个衣架嘛！窗户底下，添个长沙发……里外屋之间，如果不挡屏风，至少应该挂个门廉，不要让客人看见你们的床铺……”

韩一潭说：“我哪能那么讲究？不象你，有那么多稿费！”

来人一个劲摇头！“哪里哪里，我到手的也有限，最近推上去的那个电视剧，我们是三个人署名嘛，三一三十一，你想能有多少？”

葛萍给他端来一杯热茶，搁到茶几上。他勾著脖子看看，问：“花茶？绿茶？红茶？乌龙？”

葛萍说：“就是一般的花茶。”

来人笑著说：“你该多准备几种。国外主人招待客人，总是发问：Coffeeortea？Whichdoyouprefer？（英语：咖啡还是茶？你喜欢哪一样？）客人点了什么，才给什么……”

葛萍一拍巴掌：“呵！咱们中国人可没那么多讲究！”

来人继续对他们说：“如果来的客人不止一个，有人要了咖啡，有人要了茶，有人说什么也不要；你该给咖啡的给了咖啡，该给茶的给了茶，那什么也不要的人，按中国待客的规矩，总也得给他杯咖啡或茶，可要是你给端过去了，人家就会不高兴——”

葛萍惊奇地问：“那为什么呀？”

来人耸起眉毛说：“你不尊重人家嘛。人家说不要就不要。有那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里，人家问他喝什么，他说不渴，不喝，其实是客气话，他心里是想喝的，等著人家给他倒——因为在中国你说不渴不喝人家也总是要给你倒水的。结果，人家就只给要的人倒，不给他倒，他只好乾渴著，忍著……人家就是尊重你的个人意志嘛！主人问客人：『味道好不好？』你说：『唉呀，不好！真不好！』主人会很高兴，因为你说了实话，坦率；如果你说客气话：『好，真好！』可喝了几口就不喝了，人家又会生气，因为你不真诚……”

葛萍不免问他：“你是刚出国口来还是怎么著？知道得这么清楚！”

来人端起茶来，呷了一口，叹声气说：“我？哪就轮著我了呢？我还不是听×××说的，昨晚上我刚在他家喝了『人头马柯涅克』，那酒名气不小，其实不如『峨塔自兰地』！”

韩一潭就知道他的“包袱”要在这时候抖落，他与其说是炫耀关于西方社会的社交习俗，不如说是宣告他目前深入文坛所达到的程度。他所说到的×××，是文坛上眼下极红的作家之一，刚从国外访问归来，韩一潭虽然早就跟×××认识——那时候这位元来客还不知道跟哪儿窝著呢——但始终没有达到与其促膝共饮什么“人头马柯涅克”的地步。现在的文坛就是这样让你眼花缭乱——闪光的金子和如同金子般闪光的碎玻璃片，比“文革”前的十七年都有成几何级数的增长。

葛萍毕竟单纯一些，她坐到折叠椅上，面对著来客，同他对谈起来。来客既然提到×××，她便很自然地问及他对×××一篇新作的评价，对方欣然作答——不过，先引用了若干著名评论家的意见，有的还并不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而是：“上星期我到他家，他正好刚看完×××的那一篇，他也是先问我印象如何……”以及：“……他让我别给他传出去，他呵呵地笑著说：『传出去，人家又该说我定调子了！』……”葛萍竟坐在那里，如聆佛音。

韩一潭皱著眉，只觉得耳膜刺痛，闷闷地抽烟。

这位来客有一个响亮的笔名，叫龙点睛。算起来，韩一谭跟他认识也有六、七年了。他头一回来韩一潭家，是一九七五年年底，戴著个栽绒双耳帽，穿一身朴素的中山装。韩一潭一听他是从工厂来的，又说是刚开完支部会，便自然而然地对他肃然起敬。他拿出一卷诗来，毕恭毕敬地说：“请韩老师给我改改！”韩一潭当时就看了他那十几首诗，主题都是“捍卫革命样板戏”，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写得相当“有激情”，而且也比较生动、形象，只是不够洗练。韩一潭看完，便在灯下一首一首地给他讲自己的印象，肯定他的优点，提出修改的建议……送走他后，第三天便接到了他的来信和改好的诗，信中说：“因为参加『支农小分队』，马上要奔赴农业第一线，来不及当面倾诉我的感激之情了……几首诗请您全权修改并予以处理……您现在、将来、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我将永远在您的亲切指导下，为繁荣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

这以后他们常来常往。尽管韩一潭几次把他的诗推荐出去，几次都未能发表出来，他却毫无怨言，每次见到韩一潭总是说：“您千万别对我失去信心！我就算是块顽石，有您的耐心辅导，也总能琢成个砚台的——哪怕是只配给小学生描红模用的砚台！”

一九七七年，他一首十二行的短诗终于经韩一潭力争在刊物上发表了出来。第一回见到自己的作品印成了铅字，那激动的心情真难以形容，他那灵感的闸门，在油墨的香味启动下猛地打开了，于是乎诗情如黄果树大瀑布般地奔泻不停，到一九七九年，他发表的短诗已达二十七首。进入一九八○年后，他及时地意识到：凭著写诗闯入文坛远比凭著写小说闯入文坛费力而迟慢，于是他“试著写起小说来”，而在这一年里，他也就发表出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他认识的编辑自然不止韩一潭一个了。他出入于若干编辑部。他出席了某些文学方面的座谈会。因此他不那么经常去韩一潭家了。这也都不足为奇。

但是他变了。对于韩一潭来说，他的变化不是渐变而是突变。一九八○年深秋，有一天龙点睛来到了韩一潭他们单位，韩一潭恰好在一进楼的走廊头上遇上了他。龙点睛戴著个米黄色的鸭舌帽，穿著件上海“大地牌”的新风雨衣。尽管韩一潭颇有一段时间没见著他了，但那天劈面遇上还是很高兴的。韩一潭刚想问他怎么这时候跑来了？并想领他到自己所在的那间办公室坐坐，没想到龙点睛却只是淡然对韩一潭点了个头，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们主编在哪间屋？”

韩一潭一楞，但也本能地将主编的办公室指给了他。他便绕过韩一潭，径直地朝主编办公室走去了。

没有“伏笔”，没有“铺垫”，弄得韩一潭毫无思想准备，尴尬不堪。回到自己办公室，韩一潭心神不定，他想：或许龙点睛同主编谈完，还是会到自己办公室来的，哪怕仅仅是敷衍一下。然而龙点睛却并没有来。

不用韩一潭说他的坏话，龙点睛在文艺界很快成了一个名声不雅的人物——当然主要是在文艺界的“下层”，即一般的编辑和一般的作者心目之中。大家都说他是一分才能九分钻营，两分写作八分活动，三分成绩七分吹嘘。但由他署名或有他署名的作品却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品种由诗歌小说而散文评论，而电影和电视剧本。还有人说他是“客厅作家”——即他几乎每晚都要涉足于一个客厅，当然不是韩一潭家里这种没有衣架和长沙发的客厅，而是文艺界领导或权威，主编或副主编，导演或副导演，文坛明星或新秀……的客厅，他从那里获得最新精神、最新消息、最新题材、最新技巧、最新动向和最新行情，难怪他能保持那么丰盈的灵感和那么丰盛的创作，也难怪有那么多人主动来找他合作或请他“联合署名”……

到了这一九八二年的春天，他已由工厂调到了一个文艺单位，挂著工作人员的名，享受著准专业作家的待遇，并且在一次文艺界的大型茶话会上，穿著一身极其合体的棕色西服，走拢了韩一潭所在的那张圆桌；韩一潭别过脸去，不想主动理他，韩一潭他们那刊物的主编却主动伸出手去，同龙点睛握手，没想到龙点睛只把手同主编碰了一碰，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同志在哪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