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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十九岁时认识弗朗西斯·冉森的，那是一九六四年春天，我今天想说的是我对他了解得并不多的一些情况。

当时是清晨，在唐费尔-罗什罗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我跟同龄的一位女友在一起，冉森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张餐桌旁。他面带微笑看着我们。然后，他从旁边一只包里拿出一台禄来福来相机[1]，相机放在仿皮漆布面料的软垫长椅上。我几乎没有发现他曾把镜头对准我们，因为他动作十分迅速，又显得漫不经心。他使用禄来福来相机，但我无法确定冉森使用什么相纸和如何冲洗，使他的每张照片都拍得十分清晰。

我们相遇的那天早晨，我想起曾彬彬有礼地问他哪种相机最好。他耸了耸肩，对我说了实话：他最喜欢用黑色塑料做的相机，就是能在玩具店买到的那种，你按下相机的按钮会喷出水来。

他请我们喝了杯咖啡，请我们再次当模特儿让他拍照，但这次在街上拍。一家美国杂志向他约稿，需要给一篇报道巴黎青年的文章配些照片，于是，他就选择我们俩来拍照：这样更加方便，拍起来也更快，即使美国杂志对照片不满意也毫无关系。他不想再做这种有报酬的工作。我们走出咖啡馆，在阳光下行走，我听到他用略带口音的法语说：

“狗样的春天。”

这种想法，他想必常常说出，是在这个季节。

他让我们坐在一张长凳上，然后让我们站在一堵墙前，这堵墙处于唐费尔-罗什罗大街一排树木的树荫之下。我保存了他当时拍的一张照片。我和女友坐在长凳上。我感到这不是我们，而是另外两人，这是因为时光已经流逝，或是因为冉森在镜头里看到的形象，我们当时即使站在一面镜子前也无法看到：那是两个迷失在巴黎的无名少年。

?

我们把他送到他的摄影室，就在附近的弗鲁瓦德沃街。我感到他独处时有点害怕。

摄影室位于一幢住屋的底楼，可从临街的一扇门进入。这是一间宽敞的房间，里面有小楼梯通往中二楼。中二楼只放着一张床。房间里的家具只有一张灰色长沙发，还有两把颜色相同的扶手椅。在砖砌的壁炉旁边，叠放着三只栗色手提皮箱。四壁空无一物。只有两张照片。大照片上有个女子，名叫科莱特·洛朗，我是后来知道的。另一张照片上有两个男子，其中一个是冉森，比现在要年轻，他们并排坐在废墟中间一只底部破碎的浴缸上。我虽然腼腆，还是禁不住请冉森加以说明。他回答说，当时他和朋友罗伯特·卡帕一起在柏林，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八月。

那次相遇之前，我并不知道冉森这个姓。但我知道罗伯特·卡帕是谁，因为我看到过他拍的西班牙内战的照片，读到过报道他在印度支那去世的文章。

好几年过去了。但流逝的岁月远未使卡帕和冉森的形象变得模煳，反而使其变得更加清晰：这形象在我记忆之中要比那年春天的景象清晰得多。

在照片上，冉森看起来像是卡帕的一种化身，或者不如说是受卡帕保护的弟弟。卡帕棕发，眼睛黑色，嘴角叼着香烟，显出大胆和生活的乐趣，相反，冉森金发，身体瘦弱，眼睛明亮，目光腼腆、忧郁，似乎有点局促不安。卡帕把手臂搭在冉森的肩上，并非只是友好的表示。他就像是冉森的支柱。

我们在扶手椅上坐下，冉森想请我们喝威士忌。他走到房间里面，打开一扇门，里面是以前的厨房，现被他改成暗室。然后，他回到我们跟前：

“非常抱歉，威士忌已经喝完。”

他坐着有点不大自然，跷着二郎腿，坐在长沙发边上，仿佛是来做客的。我和女友没有打破沉默。房间有白色墙壁，十分明亮。两把扶手椅和长沙发相距过远，给人以空旷的感觉。你可能会产生一种想法，认为冉森已不住在此处。三只手提箱的皮面反射出阳光，使人感到主人马上就要动身。

“如果你们感兴趣，”他说，“照片冲洗出来后，我就给你们看。”

我在香烟盒上记下他的电话号码。另外，这电话号码在电话簿里能查到，他对我们指出。冉森，弗鲁瓦德沃街九号，电话：Danton75-21。

[1]禄来福来相机是双镜头反光镜取景照相机，于1929年开始推出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