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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第1页）

译后记

《狗样的春天》叙述一个将成为作家的年轻人和一个有才华的摄影师冉森的故事。叙述者在十九岁时认识摄影师弗朗西斯·冉森，那是在一九六四年春天，在唐费尔-罗什罗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冉森先在咖啡馆里给叙述者及其女友拍照，然后请他们到街上去拍，是为了给一家美国杂志的文章提供照片。

叙述者及其女友把冉森送到他在弗鲁瓦德沃街的摄影室。宽敞的摄影室陈设简单，墙上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科莱特·洛朗的大照片，另一张是冉森和朋友罗伯特·卡帕的照片，一九四五年八月摄于柏林。壁炉旁叠放着三只手提皮箱。

将近三十年后，叙述者于一九九二年初春又想起冉森，准备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就记下他收集到的有关冉森生平的情况：他一九二〇年生于安特卫普，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他和母亲是意大利国籍。他在布鲁塞尔求学，于一九三八年来到巴黎，后认识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法国宣战之后，卡帕建议他去美国，冉森在最后一刻决定留在法国。德国占领时期，他为《时代画报》摄影部工作，在一次大逮捕时被捕，因是犹太人被关在德朗西集中营，后被意大利驻法领事成功解救。战争结束后回到巴黎，为玛格南摄影通讯社工作。卡帕和科莱特·洛朗死后，他越来越内向。他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去了墨西哥，从此音讯全无。

冉森把他在二十五年里拍的照片都放在三只手提箱里。他从上面那只手提箱里取出题名为《白雪和太阳》的摄影画册送给叙述者。叙述者觉得这些照片散乱地放在手提箱里可惜，提出要给照片编目，后又加做索引，并且一式两份。

当时，常常有朋友打电话来要跟冉森联系，他们是妮科尔、迈恩多夫夫妇、雅克·贝斯和欧仁·德克尔，但冉森不愿接他们的电话。

科莱特·洛朗对冉森十分重要，但叙述者对她知之甚少。但在二十年后，他想起曾见到过这个女人。一次是在他十几岁时，在圣纪尧姆街和圣日耳曼大道的街角见到。另一次是在他童年时代，科莱特一天晚上突然来到他父母在多维尔租下的一座小平房，在那里连续睡了两天，醒来后带叙述者去了海滩，途中去了一下王家旅馆，拿到寄给她的一只厚厚的大信封。

有一天，叙述者在散步时走到卢森堡公园的滚球戏场地，看到玩滚球戏的一个男子跟冉森拍的一张照片上的米歇尔·L相像。他拍这张照片，是在帕西滨河街的一个富裕的美国女人家里。玩滚球戏的男子跟米歇尔·L一样，也是眼角朝太阳穴翘起，目光十分奇特。叙述者问他是否认识冉森，但对方没有回答。

一天下午，妮科尔来按门铃，叙述者突然决定让她进来。她大约二十五岁，希望叙述者能让她和冉森最后见一次面。她丈夫比她大十岁，是哑剧演员，十分善妒。一次他看到妻子跟冉森在一家餐馆吃饭，就走过去打了她两记耳光。他的艺名叫哑剧演员吉尔，演的一个节目用朱尔·拉福格和特里斯坦·科比埃尔的诗作为有声背景。他朗诵诗歌并录了音，因此演出时观众听到的是他的声音。

五月的一天下午，冉森和叙述者出去散步时遇到哑剧演员吉尔，吉尔一直跟踪他们。冉森二十年前曾在地铁里被一个警察盯梢，后在乔治五世地铁站的出口处遭到逮捕。吉尔身穿黑色外套，使他觉得他和那个警察也许是同一个人。

冉森动身前往墨西哥的前夕，把几位朋友请到摄影室参加他说的“告别酒会”。应邀参加“告别酒会”的有迈恩多夫夫妇，有一张照片是他们在一座花园里跟科莱特·洛朗的合影，其他两位客人是雅克·贝斯和欧仁·德克尔。雅克·贝斯年轻时是有才华的音乐家，欧仁·德克尔曾在B级英国影片里扮演次要角色。晚会快结束时，他们到门外去喝酒交谈。

冉森常跟叙述者谈起迈恩多夫夫妇。德·迈恩多夫夫人是神秘学和招魂术的信徒，冉森曾在几个月里参加她组织的招魂术活动。叙述者为了解冉森的情况，想要见到迈恩多夫夫妇。他在十五年前六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乘地铁到福松布罗纳市镇去找他们，找到了他们那座称为磨坊的住宅。叙述者看到了他们跟科莱特·洛朗合影的地方，但屋子已空无一人，主人已迁居美国。

参加“告别酒会”的其他二人，叙述者没听到消息。一九七四年五月的一天下午，他在佳音大道体育场剧院前跟雅克·贝斯迎面相遇，向他伸出了手，但对方并未看到，就目光迷惘地走开了。几个月前的一天深夜，他在电视里观看一部英国侦探系列片，意外看到欧仁·德克尔在剧中演出。

冉森离开巴黎前夕，跟叙述者到街区的一家餐馆去吃午饭。他对着一家旅馆拍了几张照片，并对叙述者说，他到巴黎的那天晚上病倒了，在这家旅馆的房间里待了十几天，由一个名叫滕嫩特大夫的奥地利难民照料。他们后来走到玛格南摄影通讯社所在的那幢楼，冉森以前常跟罗伯特·卡帕光顾隔壁的那家咖啡馆。

晚饭后，叙述者陪冉森回到摄影室，但他们兜了很大一个圈子，所以过了午夜还坐在迈内大街的一张长凳上交谈。一条指示犬独自在人行道上走着，似乎认识冉森，一直跟着冉森和叙述者，在冉森进屋时熘进了摄影室。

第二天，叙述者来到摄影室，看到里面空无一物，只留下一个待冲洗的胶卷，是冉森在前一天散步时拍的照片。

三年后六月的一天晚上，正是冉森离开的周年纪念日。叙述者非常想念冉森，因为一家出版社刚同意出版他的第一本书。他翻阅冉森的《白雪和太阳》，越来越感到冉森在善意地挑动他用文字来暗示：要沉默。书中前两张照片的说明都是“在一百四十号”。那是他在集中营的一个同龄同伴以前的住处。冉森被救出后，这同伴请冉森把他的情况告诉他的父母和女友，但冉森去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他们，就拍了这两张照片。

有一天下午，冉森让叙述者注意矿业学校正面的一块铜牌，是为了纪念在巴黎解放那天被枪杀的青年让·蒙瓦利埃·布洛涅。但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叙述者看到铜牌消失了。他感到遗憾的是，冉森没有给这块铜牌拍一张照片。

冉森离开前，曾去比利时和意大利领事馆，以获取他的出生证明书和其他证件。但他意外地获悉，有一个跟他同名同姓的人出生在比利时，在罗马被捕，被押送到集中营，并死于该地。这时，他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正如本书结尾所说：“一个弟弟、一个化身替我们死去，死在一个不详的时间和地点，他的幽灵最终跟我们混杂在一起。”

看到书名中的“狗”字，你会认为狗在小说中起到重要作用。这初步的印象会因引语中保尔·艾吕雅的诗句而加深。不久后，冉森说当时是“狗样的春天”，这话既重复前面两次出现的“狗”，又引出冉森在其后常常说的“在那个季节”，而这只神秘的犬只是到最后才出现。

也许可以认为，这狗的形象已经十分引人注目。保罗·格林斯（PaulGellings）认为，流浪狗的存在暗指流浪的犹太人。玛丽·米盖-奥拉尼耶（MarieMiguet-Ollagnier）和凯文·特尔福德（KevinTelford）则把它比作希腊神话中守护冥府的三头狗，而居伊·诺伊曼（GuyNeumann）研究了莫迪亚诺作品中的其他狗，认为总的来说，狗是莫迪亚诺需要安全和归属的文字表达，因为狗是忠诚的同义词。艾伦·莫里斯（AlanMorris）撰文[1]认为，小说《狗样的春天》中的狗和约瑟夫·罗西（JosephLosey，1909—1984）的影片《克兰先生》（MonsieurKlein，1976）中的狗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很迟出现（121页的法文版小说中出现在第101页，115分钟的影片中出现在第87分钟），出现时都没有系绳（莫迪亚诺的狗没戴颈圈，罗西的狗是丢失的狗），都立刻在街上遇到新主人，并被新主人接受，而且它们的主人在不久后就离开了（小说第107页和影片第96分钟）。莫迪亚诺的狗是指示犬，指出已是幽灵般的冉森最后将会消失（引语中已有暗示：“所有的狗都闲得发慌因为主人已经离开”），罗西的狗显然是阿尔萨斯的狗（克兰先生是阿尔萨斯人），而法国人知道，德国牧羊犬并非是友好的表示，也不会安慰越来越受到维希当局怀疑的克兰先生，而他也在犹太人克兰被捕的第二天即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冬季自行车赛场的大逮捕时被捕，虽说他不是犹太人，仍跟犹太人一起被送往集中营。

小说和影片中的狗虽说有不同之处（莫迪亚诺的狗在午夜后出现，罗西的狗则在早晨出现），但由于小说和影片都涉及身份和死亡的问题，并且都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因此两者之间就显得更加相似。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二年，画商罗贝尔·克兰从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人那里低价收购名画。一次在送顾客出门时，看到自己的邮件里有一份《犹太人信息报》，从而发现订阅者中有个跟他同名的犹太人，而且此人参加抵抗运动，在一次秘密携带炸弹企图炸毁盖世太保机关的行动中失败。他竭力证明自己的清白，却越来越受到怀疑，结果跟犹太人克兰一样也被逮捕。《狗样的春天》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一九六四年，但小说中出现“战争”、“德国占领”、“碉堡”这样的词，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小说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另外，冉森曾在一次大逮捕时被捕，被关在德朗西集中营，他在集中营里的同伴曾住在“一百四十号”，后遭到杀害。还有矿业学校正面的那块铜牌，是为纪念在巴黎解放的那天被杀害的二十岁青年让·蒙瓦利埃·布洛涅。在小说的结尾还谈到，冉森曾去过比利时和意大利领事馆，以获取他的出生证明书和其他证件。但他得知有个跟他同名同姓的人在罗马被捕后关押在集中营，并死于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