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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霆替张作霖经手办理对日外交和铁路交涉，在周旋于芳泽谦吉、山本条太郎、町野武马诗人之间，杨的手法是无视小节，不惜欺诈，老帅张作霖似乎感到颇为得体；但张学良似乎不欣赏这一套。老帅死后，杨宇霆在向南京妥协上和对日联系上，主张中有些软硬互见、忽上忽下，其目的要在左右逢源，这是一种纵横捭阖之策。但，在执意求定树立权力基础的张学良来说，这种摇摆式的主张，勿宁是一种绝大的困惑，等于要陷他于进退失据。这样的杨宇霆，绝不会取得张学良的欢心。

杨宇霆又是一种上谄而下傲的人物。他侍候绿林出身的老帅，能甘于颐指气使，低声下气。如处理北京高等法院院长涉嫌贿纵鲍罗廷妻的案子时，杨宇霆曾当众高喊“大帅开恩了”等等，便了结一桩重案。但，一旦大权在握时，他又能排除异己，树敌结怨，毫不容情。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在整理奉军时，他就大胆的树立新派，把张景惠、张作相等老派人物都排挤在外；郭松龄叛张前后，他更利用老帅的信任地位，几乎把奉军中的讲武堂派都踩在脚底下。所以，当张学良怀疑杨宇霆携贰的时候，说杨坏话的，可能就有当年的老派人物。张学良告端纳有老帅旧属向他告密者，此中可能就是张景惠或张作相之流。据说，当张学良方在迟疑不定，不知如何对杨下手的时候，张作相便曾给他打气说：你是英雄之后，应该有种！

至于郭松龄的旧部，更都恨杨宇霆入骨。杨宇霆被杀以后，相传参与执行枪杀的高纪毅曾说：这是替郭茂辰（郭松龄字）报仇，我当然义不容辞！此中便看出杨宇霆在人情上的重要缺陷了。

京报曾评杨宇霆，抱有大志，清晨即起，不溺声色，这一点，杨宇霆和郭松龄有相像的地方。但，郭松龄讲原则，有强烈的是非观念，这就大不同于杨宇霆。而且，尤其重要的是，郭松龄的军中地位是靠张学良而起，而杨宇霆是靠老帅张作霖而起。所以，郭松龄有条件成为张学良言听计从的朋友，而且可以做之师，也可以做之友；杨宇霆则完全相反。杨宇霆纵然在张学良面前不倚老卖老，唯因其在老帅面前有过声势煊赫的前历，他就自然而然的在少帅面前，既不能做之师也不能做之友了。

张学良之于郭松龄，是他正在渴于是非，渴于知识，渴于爱情的时候，所以，郭松龄能成为他个人的和事业的伙伴，但，现在的张学良所需要的是权力，而杨宇霆正好是站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障碍。⒅

这些从实际出发的分析评论，无疑是客观的，颇有见地的。至于对这种作法不赞成、认为是一种杀伐，是其父“当年草莽天下时的余风”（见《张学良评传》）就未免言重了。是的，我们不文过饰非，或搞什么“为亲者讳”那一套，但也不过于苛求一个涉世不深、年仅二十七岁的青年；更何况从大的原则上看，应该说他的决断没有错，是把大局、把国家民族利益摆在了首位的。有人说，这时他实际已由封建军阀将领开始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此。论断不是没有道理的。

看到这一点和看不到或不承认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

从另方面看，从皇姑屯事件的爆发到东北易帜、枪毙杨、常，这在东北来说，确是个多事之秋，张学良任重道远，是不言而喻的。但也要看到，他并未退缩，也未压垮，而是沉着冷静，有主见，有魄力，特别是处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时，还真有点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大将风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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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⑤⑥⑧⒂　薛景平：《杨宇霆其人其事》，《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１９８５年６月出版。

②⒄武育文：《杨常事件始末》，《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１９８５年６月出版。

④　荆有岩：《奉系军阀“惑星”杨宇霆事》。

⑦　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载《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⑨⑾⑿⒀　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２日《新晨报》。

⑩　《张学良将军资料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出版。

⒁　刘润：《张学良真的掷过银元吗？》，载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０日《文汇报》。

⒃　张沛汉口述，孙震、王维佐、郑连方整理：《十年戎马紧相随》中部分章节，载《东南西北》１９８７年第２期，原题为：《目击五十年前的两桩公案》。

⒅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１９８６年７月出版。

张学良传……“赵四风流”话短长

“赵四风流”话短长

提起赵四小姐，人们很自然会想起“赵四风流朱五狂”这句诗。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不战而退往关内，造成东北沦陷，引起国人不满，纷纷指责张学良“不抵抗”，当时广西有个名流马君武，还写了《哀沈阳》一诗，批评张学良，所谓“赵四风流”云云，就是那首诗中的话。作者由于不明真相，不知内情，委屈了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