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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2页）

问老曾，他说：“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有可能鲜英挖了很深，而且与防空网接上，原因是鲜英家里民盟人士来往很多。最多的时候，据说有上千人吃饭，就象当年孟尝君一样，当年周恩来有一次来晚了，都只好吃点剩饭剩菜。因此，特园可能需要更深的洞。”

“第二种可能是其他人帮他修了下面的洞，接到山上来了。”

“哪个会做嘞种好事哦？”潘天棒问。

“呵呵，特务机关就会做！鲜英这个人是和共产党走得很近的，而且民主人士来这里集会频繁，发起了民盟。冯玉祥将军当年为这个地方题了一个匾，叫做‘民主之家’。当年只要是带‘民主’字样的组织，都是特务机关紧盯的地方。其实，1938年到1947年，特园一直都是国民党重点监视区。”

“你们看这边。”老曾指着广电局的方向，“解放前，这一带没有什么楼房，可以直接看到那边广电局老大楼。那几年，广电局楼顶上一直架着机关枪，抢口就对着我们这里。”

然后老曾又指着山坡下面：“那个时候，这下面也有很多小商小贩，有擦皮鞋的，卖水果的，卖凉粉小吃的，其实都是监视特园的特务。”

我不禁向下面望了一眼，车站边上除了许多候车的人，小商小贩还真不少。如果那些人有1、2个是暗中盯我们梢的人，已经让人害怕。遥想当年鲜家人，看见下面无数特务，对面楼顶机枪，天天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一些工人正在打磨地面，说是赶着十月开张迎客。我问老曾：“难道这里鲜家一直就没有后人住这里了？他们去了哪里？”

老曾讲：“鲜英一家后来非常悲惨：鲜英57年就被评为大右派，经过11年的批斗，1968年在因为肺炎而死。”

“鲜英的一个儿子，曾经冒生命危险去说服杨森向共产党投降，是使重庆城免于战火洗劫的有功之人。这个人才华出众，当时香港汇丰银行请他做总经理，他选择了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结果，1967年在下班回家时，淹死在长江里面。”

“怎么会淹死的呢？”小敏问道。

“那个儿子当年在南岸汪山林场劳改，右派儿子嘛，每天要挑百多斤的粪水，从长江边挑到山顶。一天下来已经累得不成人形，但他老婆娃儿生病，急着回家。但那个时候的鲜家，连4分钱的过河船钱都付不起，他就只好游泳回家。比他父亲还早死一年。”

“文革里鲜家人没有住这里？”

“1967年，上清寺街道要办无线电厂，把将鲜家人赶出了达观楼。”

我问道：“达观楼是哪一座？”

老曾指着紧邻嘉陵江大桥的那一片建筑：“那边就是，但建筑是重新修的。68年武斗时，参加武斗的一方烧传单，引发了大火，烧了一天一夜就洗白了。”

小敏问：“鲜家后来平反没有呢？还住这里不？”

“平过反了，1985年平的。据说得到的赔偿金不足三万元。鲜家人当时搬回来，住在当年的厨房和书斋。但现在改修”民主之家“纪念馆，鲜家人又搬了出去。”

“鲜家人，真的太惨老！”潘天棒说。小敏也陷入了沉思。

是啊，鲜英如果知道后来他的命运，他一家人的命运，还会不会支持当年的民盟活动？还会不会三次接待毛泽东？还会不会把全部房地产捐给政府？还会不会在特务机枪口下给上千民主人士开免费大餐？

我把这些问题问老曾，老曾说：“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我相信按鲜英的性格，让他再来一次，他也是一样。”

纪念馆不能入内，我们绕到后院，看到一堆空调风机组贴着山壁上放置，山壁上还有有防滑坡的铁网，一些排水孔将山水滴下来。老曾认为这种情况，说明这地下至少有排水沟和地下室。正想仔细多看看，装修工人来干扰了：“这里还没有开放，你们过些时候再来吧”。

四个地方都无法入内！怎么办？

从特园下山，我们第一次无技可施。

真像一次捉弄，唯一一张有四个入口的藏宝图，却一个入口找不到，进不了！

我坚持一定去范庄看看，实在不行，再想办法。

下到街边，小敏要老曾给她在纪念碑前留影，潘天棒趁机闹着要合照，我则去欣赏那个碑前残疾乞丐的书法。

那个没有手的残疾青年，用嘴在写毛笔字，旁边还堆着一些写好的大字，好奇地一看，最面上一幅居然写的是“上清之寺”！

我急忙走到他身边，拿起这幅字，下面还有一张发黄的纸，写的也是四个小字：“特范桂周”！

我的神啊！

失踪的上清寺（三十八）

拿起发黄的纸，我的手不禁抖起来，提供线索给我们的人，此刻肯定就在我们左右！转头四顾，仍然找不到希望看见的面孔。

残疾青年说话了：“那张纸，要的话，200块钱拿去哈！”

我蹲下来，问他：“请问这幅字是你写的吗？”

他说：“不是，是有人托我卖的。”

我说：“那个人在哪里？是不是一位老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