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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欲哭无泪老媒婆(第1页)

甲申年(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六月二十日国子监典籍李模就上疏说:“今日拥立之事,如果皇上不以得帝位为利,诸臣又岂敢以定策为名?现在,甚至各路镇将都成了定策勋臣。这真是可笑啊。试想想,镇将事奉先帝,没能收取尺寸之地;镇将事奉当今皇上,更没有半点汗马之劳。如果认真追究的话,这些镇将个个都是失地戴罪之人。将他们列为定策勋臣,他们也不害臊!”

江西总督袁继咸在朝见弘光帝时也就面奏说:“得到封爵的人是因为劝谏有功。现在,没有功的人得封伯爵,则以后有功的人就不会再参与劝谏;跋扈的人得封伯爵,则以后跋扈的人就会更多。”

弘光并非不知问题的严重性,但唯有长叹道:“事已成,奈何?”

四镇既以定策功封爵,“人人有门生天子心”,开口闭口一句“天子乃我辈所立”,一个比一个牛气,一个比一个嚣张,骄悍跋扈,桀骜不驯。

比如说,史可法讲话每提及“圣旨”二字,高杰不高兴了,就出语相塞道:“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

黄得功听使者宣读诏书,不耐烦了,就挽起袖子,露出胳膊,掀翻案桌,大喝道:“滚!快滚!我不知道什么叫作诏书!”

刘泽清在觐见弘光帝时也曾大言无忌地说:“太祖太宗的天下,都是被文官给葬送了的,这些文官应该全关起来,等老臣杀尽李自成的贼兵后,再慢慢收拾他们!现在,请先废除科考,不要给他们提供晋升的方便。”

这些军大爷一个个牛气哄哄,对廷臣略有不满就叫嚷着要用军法斩脑袋。

江北四镇是这样跋扈自雄,世镇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更是尾巴翘上天了。

试想想,在崇祯年间他就敢抗旨不遵,阳奉阴违,养寇玩寇,这时候哪里还把弘光一朝君臣放在眼里?

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公开拒绝接听。

最后,是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等人苦苦相劝,他才同意接诏。

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也是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五月初八日史可法呈上“敬陈第一紧急枢务事”启本,建议设立四个藩镇,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刘泽清封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四镇遥相响应,并成为保卫江南的第一道屏障。

史可法说:“自古以来,要守住江南,必须把守江的军队屯驻在江北地区。当年的吴、晋、宋、齐、梁、陈六朝那么弱小,还能奋起与北朝争雄于徐、泗、颍、寿各州之间,可知守江者绝不能仅仅将军队安排在江岸。考虑到这时候李自成的贼军气焰嚣张,我军士气低迷,一旦分兵则势单力薄,军队向北推得太远则后方就会空虚,所以,必须选择好防守要地,立定根基,然后鼓勇而前,再图进取。因此,从战略地形上考虑,我建议紧急设置四个藩镇。”

弘光朝廷听从了史可法的建议,在徐、泗、颍、寿各州之间设立了四个藩镇。

藩镇既设,则各藩镇镇将也就按照历史上藩镇的管理成例,成了独立一方的军阀集团。

为此,姜曰广和大司寇(刑部尚书)解学龙等上言,说,如果不想法改变这个现状,以后局面将不可收拾。

马士英的回答是:“好人由史可法做,坏人由我来做,绝对不干!”

其实,马士英虽然投机附和镇将得以位居首辅,但他同样受制于四镇和左良玉,毫无作为。

可笑的是,原本高杰是驻军于扬州的,为了牵制高杰,史可法就安排黄得功驻军于仪征。

与黄得功同宗族的崇祯朝登莱总兵黄蜚想入南京觐见弘光帝,担心途中会遭到高杰、刘良佐等人的劫掠,就写信给黄得功,让他接应一下自己。黄得功率三百精骑至距邗关五十里以外的土桥相迎,双方饮马吃饭,高杰派出大队兵马突然杀出,矢石如雨,黄得功三百精骑死伤殆尽。黄得功狼狈不堪,仗着武艺高强,杀出了一条血路,但也只是仅以身免。高杰还不满足,又趁黄得功离镇,仪征空虚,继续发大兵进袭。哪料黄军已早有准备,将高杰部打得满地找牙,就势歼灭了千余兵马。

怨仇结下,双方磨刀霍霍,意欲火拼到底。

史可法后悔不迭,失魂落魄地奔至仪征调停,苦苦劝说,让高杰认错。为做表率,他自己从腰包里掏钱偿补黄得功的损失,高杰无奈,也勉强同意送千金与黄母做寿,黄、高二人之间的矛盾才稍有缓解。但高、黄二部已经形同水火,再也不能相容。史可法只得调黄得功移驻庐州,派高杰移镇徐州。

高杰移镇徐州前,因贪图扬州富庶,想将家口安置于城内。扬州百姓恨高杰军平时抢掠焚杀太狠,集体罢市登陴,拒绝高军入城。这么一来,搞得高杰暴跳如雷,竟然尽起精锐,疯狂攻城。扬州进士郑元勋想充当和事佬,出面调停,却被因愤怒失去理智的扬州百姓当场击杀。

史可法又不得不焦心如焚地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反复劝说,一味姑息迁就,答应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杰军家口的安顿之地,一场纷争才算平息。

史可法为了协调这些骄兵悍将的矛盾,就经常这样多方奔走,穿梭其间,老百姓背后给他送上了一个妥妥的外号——“老媒婆”。

江淮一带有民谣这样唱:“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绰号),闯仔(黄得功绰号)不和谐,平地起刀兵,亏杀老媒婆(即史可法),走江又走淮,俺皇爷醉烧酒全不睬。”

听到这些民谣,史可法连死的心都有了,私下对人说:“天下大事已经糜烂不可为。先帝遇难之日,我待罪于南京,本应殉主自尽,只是念及国家大业,这才留下贱躯希望能为国家重建出一把力,哪承想竟然弄出了今天这个局面!四镇已经尾大不掉,现在能做的,就是将这四个镇将的头颅斩下,高悬在国门上,以警诫任事不忠者,事情或许还有转机。”

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也叹息说:“马士英借四镇势力成就迎立大功,则四镇便成了马士英的同盟者。史可法为了将四镇争夺过来,就火急火燎地对他们进行加官晋爵。这么一来,官爵贬值,有识之士均知大明无望了。”

愤慨也好,悲叹也罢,全都无济于事了。

诚如李清所说:“如果众人当然果断地根据伦序迎朱由崧登位,那么登位后的弘光就不用依靠四镇护送到南京,则马士英和高杰这些人又哪里会有居功自傲的资本?”

种什么样的因结什么样的果。

谁种下的恶果,就由谁慢慢去咀嚼、慢慢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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