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他的内心想法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割地自雄,他就奉谁正朔。
他也曾经给跟随郑芝龙一起投清的二弟郑世忠写过一封信,信中明确表示:“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厥尽孝道,从此之后,勿以兄为念。噫,汉有子瑜而有孔明,楚有伍尚而有子胥,兄弟之间,各行其志,各尽其职焉。”
他说了,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绝不能成为“槛阱之中”的虎豹。
所以,他所说的明臣,只能“遥奉”,不能“受制于人”。
不过,随着清廷在北京龙庭坐稳,北方统治日趋巩固,郑成功坐地要价的资本就越来越少,在内陆,他将难有立足之地。
这,就是他的战略眼光远不如李定国的表现。
事实上,就这时明清双方的局势而言,李定国用兵广东,如若广东可得,则可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南明尚有翻盘之机,此机一失,南明的灭亡已经成为注定。
诚如时人钱谦益所说:“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
关键一着走错,全盘皆输。
当然,也有很多的所谓历史学家喜欢用所谓的历史进化观来分析明亡清兴的原因,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明朝政府是一个陈旧、腐朽、没落的政权,其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新兴的满清政府来自关外,生机勃勃、富于朝气,其代替明朝政府是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实,此言大谬!
对满清政府而言,它是建立在原始社会基础上的奴隶社会国家,的确有其富于朝气的一面,只是,和明朝相比,根本看不出其有何先进性可言,文化方面就不用说了,满洲文字的创建,也是满清建国以后的事。生产关系嘛,也就是奴隶和奴隶主关系,生产方式主要是渔猎、放牧,努尔哈赤侵占辽东后,也奴役原属于明朝的广大辽东百姓耕种,另外,抢掠也是其创收入必不可少手段,因为,即使诸如锅碗瓢盆一类生活用品需要成熟的手工业来完成,这可是女真人无法胜任的。
虽然,在满清的统治下,后来也出现了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但其代替明朝,仍然属于落后文明代替了先进文明,这个过程是历史的一次大倒退。
由此可见,尽管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但发展过程不可能都一帆风顺,其间也会出现逆转和曲折。
蒙元、满清的胜利,靠的不是先进的文化,而是野蛮的杀戮和残酷的征服,他们的统治,都是建立在大幅度破坏全国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的。
满清军队在征服、侵吞中国的过程中,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屠杀活动,比较典型的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大屠杀、江阴八十一日、四川大屠杀等。
此外,济南之屠、大同之屠(仅存五人)、浑源之屠、汾州之屠、太谷之屠、泌州之屠、泽州之屠、朔州之屠、南京之屠、苏州之屠、无锡之屠、昆山之屠、常熟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金华之屠、舟山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沙镇之屠、湘潭之屠、同安之屠、沅江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等也无不是惨绝人寰的屠杀。
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才逐渐平息。
清世祖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满清官方最初统计的全国人口为一千零六十三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人(《清世祖实录》卷61),也即约一千零六十三万人。这个数字与明光宗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全国官方统计中国人口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九人(《明熹宗实录》卷4),也即约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人相比,少了四千一百多万人。
也就是说,在明亡清兴的短短几十年内,全中国人口迅速锐减了几千万人。
当然,这人口的锐减除了跟上述的大屠杀有关外,也和明末各种天灾人祸,如旱灾、蝗灾、战乱、流民军肆意杀戮等有关,但不可否认,屠杀绝对是导致人口减少的罪魁祸首。
清初学者唐甄在康熙四十年就悲怆无限地记载:“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这真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
诚如前文所述,满清女真人原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其参与到国家的重新统一战争中,这一点本无可非议,只是,过程实在太为惨烈了。
客观地说,如果我们以既定结果去评定事物的发展,用大历史观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政治体系在明末遭遇重组的过程中,西方殖民主义者正向东方逼近,沙俄殖民主义者甚至已经将入侵的魔爪伸到了我国的黑龙江沿岸。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迅速由乱入治,进入统一,不然,中华民族就会遭受更大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