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洪承畴制订出了“安襄樊而奠中州,固全楚以巩江南”的战略防御方针,在军事上“以守为战”,采取守势;政治上“广示招徕”采取攻势;经济上“开垦田亩”,恢复生产。
洪承畴认为,一旦条件成熟,兵厚粮足,战守周备,就可以会师并进,转守为攻。
不难看出,洪承畴这一策略与他主持松锦大战时所的主张的步步为营、且战且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以缓见功效,不能急,必须假以时日。
由此,许多满清大臣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清户部侍郎王弘祚就指责洪承畴此举使得军费日益增加,“征兵转饷,骚动数省,大为民生困弊”,强烈要求他下课。
四川巡抚李国英也弹劾洪承畴这种做法“必致师老财匮”,“坐而自困”。
大臣们普遍认为洪承畴太过保守,异口同声举荐由锐意进取的平西王吴三桂代替洪承畴的职务。
洪承畴很珍惜自己的这个职务,为此,不得不终日忙于上疏为自己辩解。
他没有力量打破军事上的僵局,就把希望寄托在招降上。
他不遗余力地对孙可望、李定国等领军人物进行诱降,但忙碌数年,始终没有半点收获。
这一年(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架不住朝廷悠悠众口的唾骂,老东西终于泄气了,被迫公开承认,自己“一筹莫展,寸土未恢”,以有罪、无能、年老、有疾、眼睛昏花为由,要求罢斥处分。
顺治帝虽然一直对他青睐有加,但看他烂泥扶不上墙,也只好同意将他解任。
十一月中旬,正当洪承畴打点行装,等候北行,清廷也决定不再设五省经略,将原五省经略班子全部撤回的时候,孙可望求降的信件出现在了洪承畴的案桌之上。
洪承畴简直乐疯了!
他的精神大振,再也不年老、有疾、眼睛昏花了,当夜在灯下奋笔疾书,上疏说:“既有此情由,即系重大机宜,时刻难以迟误,职不敢以奉旨解任回京调理致误军机。”像打了鸡血似的,称要为清廷金瓯一统效犬马之劳。
十一月十七日,洪承畴亲自领三千满汉兵马从长沙前往湘乡县迎接孙可望。
而孙可望在宝庆清将的护送下也很快到达湘乡,两大新旧汉奸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
洪承畴开诚优礼,款待尽情。
孙可望大谈“取三省上献,以大一统之盛事”,他不仅提供了永历朝廷军事机密等各方面的情况,还与洪承畴“绘图讲究,有同聚米为山,明如指掌”,积极绘制“滇黔地图”,还为清军进攻提供了大量熟悉地形的向导。
于是,洪承畴留任平滇之决更浓,借孙可望之口给清廷上奏,称自己的招抚政策使“遐方人心深切向慕”,“数年之内,湖南以守为战,无隙可乘,以致云贵内变自生,人心解体。”“连年湖南、广西以守为战,节节严密,遂致内变,而决计奔投。”把孙可望降清之举描绘成全是自己的策略作用所致,全据孙可望降清之功。
这年十二月,清廷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赍册、印,专程前往湖南行册封礼,封孙可望为义王。
五月初二日,孙可望在麻勒吉等伴送下到达北京。
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
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
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
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红极一时的人物。
这时的孙可望诚惶诚恐、受宠若惊。
他觉得,自己现在不过是一条丧家犬,却得到了清廷如此重视,反观八年前(永历三年,公元1649年),自己举云南全省之地主动示好漂泊动荡的永历小朝廷,永历君臣却在封一字王上倍极刁难,他又如何不感慨良多,唏嘘不尽?
其实,孙可望用不着感慨、用不着唏嘘,和南明永历朝相比,清廷其实也大方不到哪儿去。清廷如果真舍得下功夫打赏,那就不会发生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等人反水的事了,和郑成功的谈判也不会磨磨叽叽几年时间了。
其实,也正是在金、王、李、姜四人的闹腾下,清廷当政者多尔衮才弄清楚了之前自己在管理过程中的两点失误:一、权力抓得太死;二、在对待降官问题上态度过于生硬、方式过于粗暴。因此,他在管理制度上相应做了两大调整:一、改革中枢机构,在清廷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的人员安排上,按照满汉对等原则进行设置,所设置的满汉官员数量相等,身份平等、互不隶属;二、大胆放权,推行新的地方行政模式,鼓励降兵降将开拓进取。比如说,孔有德原来封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多尔衮分别改封他们为定南王、靖南王、平南王。这么改动的目的是让这三人不遗余力南下征战两广,多尔衮还明确表示:只要征下两广,则两广官员的任免权全由三人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