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李定国的报告,文武大臣无不放声大哭。
哭归哭,现实还得面对。
移跸,又是移跸,该往哪儿移呢?
很多大臣子认为:“如今正是蜀中全盛之期,勋镇如云,而巩昌王白文选的全师驻扎在遵义,与之遥相呼应,入蜀谋取中兴,乃是万全之策。”
而刘文秀在临终前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建议永历帝,事若有急,可移驾蜀地,开荒屯练,“以十三家(指袁宗第、郝永忠等部)之兵出营陕、洛,庶也转败为功也。”
力持幸蜀之议的还有翰林院讲官刘茞,他向永历帝面奏:“如今云南四面都是夷地,皇上如果流亡外国,文武军吏一定不肯相从。如此一来,就算皇上奔驰得脱,避难于外国,但羽毛已失,最终不过坐毙异国瘴厉之乡。依微臣看来,四川建昌近年来连获丰收,粮草堆积如山。如果取道象岭,直入嘉定,可在建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一旦敌军兵势猖逼嘉阳,我们从嘉定集募战船、商船即可顺流下重庆,抵夔关。夔东十三镇勋臣闻圣驾到来,必定夹江上迎。乘此威灵,下捣荆襄之虚,唾手可得!”建议移跸于蜀地建昌。
永历首肯了这一方案,让刘茞依据地图细致标出移跸路途,又派锦衣卫飞马征询李定国的意见——这时的李定国还在撤军路上。
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国回到了昆明,他赞成移跸建昌的,但却有一个担心:“这个时候移跸建昌,就必然经过武定。但武定荒凉,就必须取道走宾州,以便于车驾取粮。”
永历帝于是传旨命户部尚书龚彝、工部尚书王应龙备办粮草,派广昌侯高文贵扈驾,并预定于十五日启程。
在撤离昆明前,李定国发出布告,通知城内外百姓躲避兵祸:“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势难同尔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杀掠淫污,猝难逃避,尔等宜乘本藩未行之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
百姓从布告中才知道局势危急,清兵不久即将入城,无不惊慌失措,城内外哭声鼎沸,都在收拾东西逃命。
时秋粮已征收入库,李定国同白文选商量,准备将这些粮食一股脑烧掉,以免资敌。
永历帝却以“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为理由,传出旨意不要烧毁。
但永历帝万没想到,正是自己这种妇人之仁害了自己。
要知道,贵州地瘠民贫,清军沿途筹粮已极为困难,如果没有充足的粮食作为供应,他们很难在云贵立足。正是因为留下这昆明的粮食未烧,结果供应了入滇清军半年以上的食用。
十二月十五日,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延安王(艾能奇)长子艾承业率部先行,向四川建昌转移。
次日,永历在百官扈从、诸将护卫下撤离昆明。
永历帝离城时,竟然有成千上万的百姓携老幼相追随。
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进行转移,行动速度必然迟缓。这是李定国早就预料到的,所以,他才在布告里特别提醒“朝廷移跸,势难同尔等偕行”,命他们自行逃难,不要伴驾同行。
但在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无论是永历帝还是李定国,都不忍心去驱散这些百姓,只好任由他们跟着。
就这样,这支军民混杂的队伍,人数高达几十万,孩子哭,妇女喊,拥塞道路,日行不过三十余里。
而这时清兵已逼近交水。
永历帝一行好不容易走到碧鸡关,路窄,人马愈加拥挤,因饥饿与疾病,不少人跌倒在路上,哭声震地。
永历帝忍不住吩咐停车,站起身来,手扶黔国公沐天波,回头眺望昆明宫阙,哽咽着声音说:“朕还没走远,军民已经困苦到了这个地步,因为朕一人而连累万家百姓,还不如回昆明一死以谢社稷,免使生灵惨遭如此荼毒!”
沐天波也因此对移跸建昌之举产生了怀疑,因为,谁都知道,蜀道不但远,而且难行,按照这种前进速度,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呀!
于是,他提出新的看法,说:“从迤西到缅甸,沿途都可以筹措到粮草,一旦走出边境则荒远无际,万一鞑子兵追势放缓,我可以据玉龙关之险而扼守大理,仍不失做个大理王。”建议暂时逃往滇西永昌(云南保山)。
大臣马吉翔、李国泰等人纷纷赞成沐天波的意见。
金维新等一干云南籍的官员乡土难离,内心到流离入蜀之举非常抵触,听了沐天波之议,全都一边倒地附和。
他们说:“坚走永昌,事不可为,则幸缅国;若可为,返滇更易。”
有人看李定国不置可否,就从旁危言耸听地对李定国说:“四川境内各勋臣军镇林立,如今殿下你在新败之余,投入袁宗第、郝永忠诸勋臣的地盘,能保证诸勋臣能听殿下你的命令吗?日后恢复了荆襄,能保皇上不再封郝永忠等人为亲王与殿下同列并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