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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三将领联名向南京参谋本部、外交部、军政部电　呈前线情况。

同日，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再度赴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一名参事重申口头抗议，陈　介正告日：“根据我方所接获的报告，卢沟桥事件其责并不在我，显系日军挑衅，特严重抗议，　并且声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中日关系已臻重要关头，不容再趋恶化，贵方应立电华北　驻屯军，速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冀察当局速据正确事实，立谋和平解决，藉免事　态扩大！”

日方参事虚与委蛇，强调日方并无意使事件扩大，并答允立即通知华北驻屯军，制　止军事行动。

卢沟桥战争打响之后，副军长佟麟阁即派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副参谋长张克侠，　军法处长邓哲熙3人前往山东乐陵向宋哲元汇报情况并力陈主战观点。

宋很赞扬，决定克日起程回平。此时忽先后得到蒋介石、何应钦来电，要宋到保定　坐阵指挥。何应钦还特别强调勿到天津，免为天津群奸所卖。宋与何一向不睦，此次一　再强调其去保定，不能不令生疑。而对蒋的抗战决心也有疑虑，是否抱着坐收渔人之利　的态度？中央把其推到前面，然后掣肘？二十九军如若和日本人硬拼，其结果必是二十　九军被打残，撤出平津，中央出面言和，自1935年二十九军进驻平津直至今天的二十九　军黄金时代即告结束。另外一点，如若维持现状，以大刀精神武装起来的二十九军与华　北驻屯军共存于平津，二十九军仍占优势和主动。得到何应钦命令以后，他又在乐陵滞　留两天，从卢沟桥前线不断报告来打打谈谈的消息。日方不断地制造“不扩大事态，就　此解决”的空气。这种假象很符合宋哲元的希望。宋哲元决心北上天津，再做和平努力。　7月11日晚6时30分，宋哲元从山东乐陵抵达天津。刚下火车，就得到日本政府当日的政　府声明，即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同时也得到中日代表谈判情况的报告。

7月10日，中日交涉又开始进行。

冀察政务委员会先派天津市长兼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为交涉负责人。日方对张自　忠为交涉负责人非常满意，因为日方认为，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中，张属于“知日人士”，　“与冀察军内其他要人不同，总会对日采取合作方式的。”

10月下午4时，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特务机关长同张自忠代表张允荣进行了3个小时　的谈判。之后，松井、张允荣又和日武官今井一起，不顾天黑雨大，满怀希望地来到张　自忠的住宅，交涉撤兵问题。张自忠因患痢疾，卧病在床，面颜憔悴，身体消瘦，十分　虚弱。张自忠听了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张的回答，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他非但不肯答　应惩处“肇事”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军队的问题，也只不过主张换换部队而已。　松井二人无功而返，便将交涉的对象转向秦德纯和其他冀察要员。

11日晨5时，秦德纯亲自打电话对松井说：其他条件都可以让步，唯独对卢沟桥撤退　中国军队的要求，绝对不能同意。由于冀察当局态度很强硬，谈判出现了僵局。

下午，今井武官与冀察政务委员齐燮光、张允荣等人再次进行交涉，日方答应可以　从卢沟桥附近撤去日兵。张、齐二人基本同意了日方提出的条件。

正在这时，日本内阁决定派兵的消息已经传达给华北驻屯军。下午2时（7月11日）　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情报参谋专田盛寿给今井武夫武官打来特急电话，向他传达了东京内　阁会议的决定：“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　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华北驻屯军得到内阁决定通知后，马上召开了参谋会议，作了如下决定：“以此项事件为转折，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

具体措施是：一、暂时停止过去的和平谈判；二、彻底实行《何梅协定》；三、在此期间，逐步集结兵力，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给以彻底打击和扫荡。“

华北驻屯军的方针已定，需要的是战争的准备时间。如若像专田参谋那样撕毁一切　协议，露出马上发动战争的面孔，可能造成二十九军提前准备。

特务机关、武官都没有按照专田参谋的方法去做。当日（11日）晚8时，也就是专田　通知今井武官，一切协定予以撕毁后6个小时，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仍然与中方代表秦　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史称“秦——松协定”。协定内容主要有三条：一、道歉；二、保安队维持治安（指卢沟桥附近）；三、取缔抗日团体。

从协定内容看，日方已经降低要求，而同时，日方不断向华北派兵。冷静观察，日　方签定协定不过是争取时间，敷衍中方。

与日军态度相反，华北当局在协议签订后，以为和平已不成问题，为表示自己的友　好和诚意，首先，在当天晚上，把几天来俘虏的200多名日军送回丰台。

7月11日宋哲元由山东乐陵赶到天津以后，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驻屯军特务　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辅佐武官今井武夫少佐等即马上研究分析宋哲元的心理，认为：一、宋认为卢沟桥事变又是局部冲突，只要我们再让一步，那就不难获得解决。

二、他还不知道南京中央业已决心抗战到底，不再对日方继续忍让。

桥木群等抓住此机会，马上派遣他们的鹰犬爪牙，亲日分子，如前江苏督军齐燮元，　北洋政客潘毓桂等，向宋展开了包围攻势，要求宋哲元留在天津，与日方展开谈判。

潘毓桂甚至坦直承认：“我已经跟松井机关长商量好了解决办法，才来求见宋主任　委员，向宋主任委员剖析利害，希望您能够采纳！”

此事变以后，日方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中央军北上，如若中央军进入平津附近，两军　战事就会再行升级。日本内阁所通过的派兵5个师团计划就须重新考虑，中日两国全面战　争不再是步步升级，而是一步到位。也不再是海军大臣米内预言打到保定，和两个月使　中国政府屈服的事。所以，驻屯军马上要稳住宋哲元，先行孤立二十九军，挑拨起二十　九军与中央军的矛盾。稳住宋哲元的工作必须首先由亲日分子去做。然后，再集中兵力，　施以致命的打击，一举攫夺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在未完成部署之时，　日方须不断放出“现地解决，不扩大”的烟幕。

而10日至12日秦德纯、张自忠与日方松井等人所签协定，也恰是烟幕的一个重要部　分。12日秦德纯赶往天津向宋哲元汇报战事与和谈情况。基于这三种因素：一、日方努力达成协议；二、汉奸下说词；三、宋本人希望地方性解决。

宋判断可以“就地解决。”

所以，宋到天津后的第二天，即发表谈话：卢沟桥事变乃系局部冲突，希望能做一　个合法合理的解决。

同时，谈话中又强调：“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类，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

宋哲元在看到日本政府11日向华北派兵的声明以后，汉奸们对声明作了合理的解释，　使宋哲元深信不疑，以为日方又在虚声恫吓，并不以为意。而对蛮横跋扈的昭和军阀采　取了精诚所加，金石为开，仁人义士的态度。这举止也不能不属“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就在宋将军发表谈话同日，即7月12日，日本军部又拟定了“对支那作战计划”，决　定了“目前应向平津地区迅速派遣陆军兵力，以达膺惩二十九军之目的”。

另外，因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