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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那你觉得获得鲁迅文学奖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鬼子：获奖的意义是其他方面的，跟这无关。因为我的选择就是一种走进主流的选择。我觉得中国文坛有两个主流。一个是以政府的意识形态为主的主流，还有一个是民间的，以文学的本质方向发展的主流。我个人更愿意认同民间的这种主流。获奖和我的选择与被认同是无关的。当然，我不会拒绝获奖。

胡：你对你以后的创作方向和定位有什么打算吗？你还打算继续这样写吗？

鬼子：苦难的叙述也许是我最大的一个写作的命题，但随着苦难叙述的深化，会不同于人们所认定的那些苦难。

胡：你曾经谈到过“心灵苦难”的概念。

鬼子：对，心灵的苦难才是生命中最大的苦难。

熊召政（1）

熊召政简介

1953年出生，湖北英山人。

1969年赴农村插队务农。

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9年长诗《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获中国首届新诗奖。

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

历任英山县文化馆创作辅导干部、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曾任《长江文艺》副主编、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湖北省政府图书奖、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第五届屈原文学奖。

现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北万象文化传播公司总裁。

熊召政自述：小说的正脉

熊召政

人的强烈表现欲，本属于动物的本能。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人的表现欲，不仅仅是表现身体，更表现思想。

我个人认为，文学艺术一定是先于哲学而成为人类最先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的。因为最初的人类，尚不具备敏锐而深邃的思辨能力，他只能对周围的一切作出直接的反应。从“啊”、“噫”之类的语气助词发展成诗歌，从模仿狩猎的动作与树在风中的姿态产生舞蹈。所以，最初的文学艺术，是“天人合一”的完美体现，是人的本能的宣泄与移情。

近两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470年之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先后出现了孔子、老子、孙子、伍子胥、范蠡、文种、子产、申包胥等一大批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谋略成为中国文化的发端。可以说，在那八十年间所产生的文化现象，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奇观。儒家也好，道家也好，谋略家也好，英雄也好，美女也好，其思想道德观及行为规范，都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可以说，这八十年定下了中国文化的基调，规范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尽管后世经历了无数次思想的变革以及文化的求新，但没有哪一种思想，更没有哪一个人有着如此神奇的力量，能够改变那八十年间一批文化巨匠所创立的中国文化。

可以说，那八十年间是中国文化的分水岭。此前的中国文化虽然也充满生气，但并没有产生汪洋恣肆的局面，也没有让人景仰的大师。在孔、老之后，中国文化的正脉出现了。一俟正脉出现，就意味着混乱局面的结束。

有人说孔子文化思想的核心是“礼”，换一句话说，礼就是秩序。他的“三纲五常”便是以君王为核心的秩序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孔子与老子的出现，是中国文化成熟的标志。成熟固然可喜，但亦可悲。譬如孔子删定辑录的《诗经》，其断语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我想孔老夫子所说的“邪”，即人的*的一面，是原始的冲动。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压抑这种冲动。否则，这个世界就没有“礼”，也就没有秩序了。但人的特性在于：凡有一观点出现，必求这观点的完善、精致、发展、开拓。这么一弄，咱们的文学艺术，便发展到后来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由此可见，“礼”用于社会管理，极有用处；若用之于文学艺术，则谬莫大焉。

说了这半天的空洞理论，似乎与小说无关。究其实，应有内在的联系。小说与文化的关系，犹如花卉与气候的关系。牡丹花只能在春天开放，若牡丹花突然在秋天绽开，则肯定不是牡丹花变成了*，而是那个秋天变成了春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熊召政（2）

中国的小说，自有其发展的源流，从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到唐人传奇、宋人小品、元人杂剧，发展到明人的话本，可以说脉络相当清楚。不假西方，自有其传承。至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小说家是没有地位的，被正宗的文人们讥为“小说稗官者流”，稗即野史，扯野棉花，野狐禅，都是贬义。但不屑归不屑，从元杂剧到明话本，文学实实在在从文人的小圈子走向了老百姓的大社会。

在小说出现之前，中国的文人中，有两种职业受人尊敬：一是史官，二是诗人。写作《史记》的司马迁与写作《离骚》的屈原，都高居上游，后代文人竞相仿效。若强为分类，则史官重在叙事，诗人重在抒情。兹后，举凡有好的小说出现，则以“史诗”誉之。誉则誉矣，实际上“史诗”二字，亦可视为中国小说的定义。

小说的本质是叙事，因事而写人，因事而抒情。让人活在故事里，此一优势，在电影电视没有出现之前，则非小说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