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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1961年出生于南京。8岁随父母下放至苏北农村。

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

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西安某大学任教,讲授马列哲学。这期间写作了《有关大雁塔》等诗。

1984年调回南京,仍在大学任教。

1985年和于坚、丁当等创办民间刊物《他们》。

1993年辞职成为自由写作者,受聘于广东省作家协会,成为合同制作家。后转聘于深圳尼克艺术公司,为职业作家。

1998年和朱文等发起题为“断裂”的文学行为。

2000—2004年参与文学期刊《芙蓉》的编辑。

韩东自述

小说不为西方独有,然而当代汉语小说的确是以翻译作品为模本的,小说的立意、构造及叙述方式皆来自于西方,只不过内容为中国的人事。对写作者而言,首先考虑的自然是小说的作法,而这作法多半出于因循,所处时代的风尚和标准是前提性的。当代中国小说的整体面貌可以说是不假思索的结果。明清小说可谓完全中国式的,但那是古代中国,与今天的中国不是一个概念。明清小说的荣光犹在,只是不再引起反射罢了。这以后,新旧交替,还不完全是一个时间变化的问题,同时伴随着地理上的文化“入侵”,新小说终于诞生了。1949年以后,万法归一,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不免闭门造车。一度,中国小说又呈现出某种独立的态势,但这独立如同闭关锁国一样,乃是十分脆弱的。改革开放始,小说写作又获得了生机,向西方致敬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时至今日,小说的活力却在网络。是否可以将汉语小说笼统地归结为与全局变化相呼应的五个阶段:话本小说、新小说、革命小说、先锋小说和网络小说?目前最主要的自然是先锋小说和网络小说之角逐。先锋小说已不再先锋,而网络小说尚未登堂入室,成为当代汉语小说的正宗。

当然,有雄心的小说写作者并不关心这些。他们关心的是缔造一种小说的方式,既非常中国,同时又能适应时代的变迁。中国小说一路走来,受其国势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过大,不免受制于此。颠沛流离中小说的作法和评判标准一再变换。不要诟病于网络小说乃是追逐时尚的产物,其实,综观中国小说,皆对外界的变动趋之若鹜。缺少恒定性,缺少内在的自由,缺少自身演变的动力和目标。断裂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事。当代中国人在创造力上表现出的萎靡和无能,不仅涉及哲学、艺术等领域,同样也涉及小说有效方式的缔造。这不是一个理论能解决的问题,将“中国”和“西方”进行为其所用的嫁接属于异想天开,“全盘西化”或“回归传统”就更是一种绝望的表达。所面临的各种复杂而含混的因素皆不可回避,只因为它是创造的现实,是无条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但又不可以此作为借口,被动于所处的现实。我认为,人的问题在此极为重要,除非这块绵延至今的土地再无可能产生那样的人才,在其间生存、生长,独力地支撑起一角天空。就像曾经有过的先贤那样,生长于斯而落拓不羁,以适应性的创造为己任。

我在一篇访谈里曾经谈到,中国文学其实就是几个人的事。有了那么几个人,什么都有了。没有那么几个人,一切争论、呼吁、焦虑、筹划和展望都是枉然。目前的小说界众说纷纭、话题不断,但真正值得阅读和深思的作品真是少之又少。我们的文坛,有头面人物,有权威,有名流,有既存体制,有名利的盛宴,有庞大的教学研究机构、出版推广机构、奖励和检查机构,可谓一应俱全,但又有何用?套用一位诗人的话说:“连我都不在,他们忙活些什么?”这里的“我”当然不是韩东,我还没有高估自己到这个地步。但那坚忍不拔、全神贯注、心比天高且诚实静穆的写作者的确是希望所系。我的小说写作只不过是对他或者他们到来的一种呼唤,用作品而不是用空谈,所谓“抛砖引玉”。

韩东(2)

对话韩东

我反对的是写作的霸权

李勇  韩东

李勇(以下简称李):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转向小说是自然而然还是由别的因素触发?当时一开始写得顺利吗?当下由写诗转写小说似乎比较普遍,但是引起较大反响的并不是特别多,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韩东(以下简称韩):我发表第一篇小说大约是1984年,发表在《作家》杂志上,是一个短篇,叫《助教的夜晚》。这篇小说我后来再也没有看过,也没有收入小说集中,但也许是很有“价值”的。有一次,我和朱文议论出版界流行编辑大师们的代表作品集,编辑他们最优秀的小说,朱文说,何不将他们最差劲的小说选编一本呢?这样后来者读起来就更有信心了。大师们也不过如此,差劲也能差劲到如此地步,何况我们?当然,只有当我真的成了“大师”,而《助教的夜晚》也足够差劲的时候,它才可能有那样的意义。——开个玩笑。我开始写小说的历史很久远,大概在我写诗三年之后就写了,但比较集中地去写,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肯定写得不顺利,我从来就没有顺利过。顺利,或者不假思索地写作在我一直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至今也是。不同的是,以前我把写作中的障碍和克服障碍的努力当成一件苦恼的事情,后来却认命了,觉得,也许这就是自己的方式吧。写得顺是一种效果,写得不顺还继续写是另一种效果。根据气质、经验以及对小说理解的不同,有人擅长前者,有人擅长后者,应该没有优劣或正确与否的区别。只不过,有障碍地写作比较折磨人而已。从一个诗人到小说作家的“转变”,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注意力的集中程度,也就是精力投入的问题。还有可能就是,把小说当成小说来写,而忘记自己写诗的身份,不要有意识地利用写诗所积累的优势。扬长避短不可取。

李:您觉得作诗和作小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韩:小说可以成为日常工作,而诗却不能。小说家的形象是苦力和劳工的形象,而诗人多少是神仙,是浪子。后者超凡脱俗,因敏感和爆发而短寿。前者世俗沉郁,苟活绵延而成为最后的幸存者、见证人。轻重有别,尖利和浑圆各异。

李:您的小说为什么基本上都是直接取材个人生活经验?和个人的气质性格有关吗,还是刻意地选择和保持?

韩:我的确非常看重个人经验,对我而言它是源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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