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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区大部分县和平西中心区也初步贯彻了减租减息政策。晋冀豫、冀鲁豫边区各地先后作出了“五一减息”、“二五减租”和“半分减息”的决定。

1938年6月以后，在条件较好的辽县、和顺、沁县、邢台、赞皇等县初步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借粮反霸斗争。

1940年2月1日，晋察冀边区政府修正公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地租的最高额“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和承租人的“永佃权”。此后，边区减租减息运动进入高潮。同年12月3日，“冀太联办”公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

12月15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也颁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规定减租15，减息2。5分。

1940年4月，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普遍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并取消一切附加”，“不论新欠旧债，年利一律不准超过一分。”并禁止现扣租、现扣利以及剥皮利，臭虫利、印子钱等高利贷。

减租减息政策在根据地的贯彻执行，团结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削弱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农民群众抗战和生产的热情，促进了生产事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

奖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是抗日根据地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政策和措施。由于战争的破坏，再加上自然灾害，使农田锐减。在生产技术和农业投入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和增加的情况下，扩大耕地面积就成为增加农业生产总量的一个主要方面。

1938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时就提出了扩大耕地面积、防止新荒、开垦荒地的方针。2月，边区政府颁布了《垦荒单行条例》，规定凡本边区内未开垦之地及已垦而连续两年来未经耕种者，不论公有私有，一律以荒地论，准许人民无租耕种，土地所有权归承垦农民。在当年春耕中，边区人民就开荒约3万亩。

1939年秋，边区政府又颁发了《垦修滩荒办法》，规定先由土地所有人积极垦修土地，土地所有人不能垦修土地者，由地方政府招人垦修。1940年，边区开展“修滩运动”，边区政府为此发放300万元贷款。晋冀豫边区为鼓励开荒，决定将开荒地兔征3年公粮延长到5年，以调动农民的开荒积极性。

有的地区还规定，对为逃避合理负担故意不垦种以及逃亡将土地遗弃者，一律无条件招人开垦，地权归承垦人。对抗属和无力耕种者，则设法借款、代耕，助其开垦。在晋绥根据地还规定，开垦生荒地免征公粮3年，免征地租　5年；开垦熟荒地兔征公粮1年，免征地祖3年；而开垦河滩则免征公粮5年，免征地租5至20年。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也都提出了开垦荒地的规定。

由于政府鼓励，广大农民、部队和机关人员纷纷垦荒，使根据地耕地面积逐年增加。据统计，仅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第3、第5两个专区1940年就开荒12。7万余亩；第1至第5专区的修滩总数达15。6万余亩，这些荒地的开垦，河滩的修复，使根据地的粮食生产逐年上升。

兴修水利，是农业增产的又一条重要途径。为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根据地政府都十分重视兴修农田水利。以晋察冀边区为例，早在1938年2月，边区政府就颁发《奖励兴办农田水利暂行办法》，后来又制定了《兴修农田水利条例》，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大搞农田水利，鼓励农民挖渠凿井，扩大灌溉面积，力争旱涝保收。各地区都大力兴修水利，1940年春，冀中区修筑堤坝30余处，长26C　余公里，疏通河道9条，长80余公里，100多万亩土地及时种上了农作物。北岳区修筑堤坝310多处，开凿渠道2000余条，打井3500余眼，使17万亩土地及时得到灌溉。

科学种田，是提高农业单产的关键所在。根据地政府积极扶植和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改进农具，并改变旧的粗放式耕作习惯，实行精耕细作。有的根据地还成立了专门的农业研究机构，集中科技人员，克服种种困难，改良种子，研制农具，除虫灭病。

根据地政府十分注重农时，春种和秋收时减少会议，停止支差，发动各方面力量支援农业。每年春耕时节政府都调拨好种子，准备出贷款。基层政权对劳动力的组合、调拨，畜力的调配做好安排。在1940年春耕中，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要求各级政府以农救会为主，建立春耕委员会，领导春耕，还公布了贷粮贷款办法、劳动调剂法，春耕中各地组织了由56000人参加的代耕队3228个。晋察冀边区为解决农民春耕中的困难，各级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募集借贷运动，全边区共募集和借贷粮食近4万石，补充和调剂农具11万余件，募集款50余万元，基本解决粮食农具种子方面的困难，支援了农业生产。根据地政府还提倡、组织劳动互助，以调剂劳动力、畜力的不足。

根据地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但也十分注意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使农、林、牧各业都得到发展，广辟财源，提高人民生活，支持抗战。

根据地繁荣农村经济的另一途径就是把发展农业和发展手工业、家庭副业结合起来，为根据地创造更多的物资和财富，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

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民用军需，克服了各种因素造成的经济困难。

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虽然以农业为王，但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军用品（枪弹、医药等）和生活必需品生产自给显得十分迫切。因此，发展工业，使工业品逐渐达到自给自足，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政策，这是敌后根据地发展生产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各根据地在缺乏技术和设备的情况下，从实际出发，就地取材，在艰苦奋斗中创业，实行以手工劳动为主，木制铁制机器并用。根据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各根据地除政府办工厂外，还组织部队、机关、学校发展工业。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还着重发展合作工业、私营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政府奖励并保护根据地内外工商业家和华侨来根据地投资发展工业，对工业给予定期免税和低利贷款。实行抗日的劳动政策，取消对资本家宫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奖励地主商人创办工业。上述政策和措施，使根据地的工业生产迅速得到发展，基本上满足了敌后广大军民的需要。

（二）发展商业

发展商业，是抗日根据地整个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重大措施。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商业贸易“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方针，各根据地所制定的总的商业贸易政策是：对外贸易采取统制主义，即统制对外贸易；对内贸易采取自由主义，即根据地内部自由贸易。总的要求是把边区不必需的货物尽量销售出去，把心需品（特别是军用品）尽量交换回来；禁止敌方奢侈品向根据地倾销，严禁粮棉资敌。为此，各根据地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如晋察冀边区政府规定：

第一，除特殊商品外，“绝对禁止日货入境”，如有私运入境者，一经查出，“货物没收，人以汉奸论罪。”＇《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版，第355页。＇

第二，执行税则，严稽走私。军火器材、电讯材料等32种货物为免税入口货物，粮食、棉花、布匹等18种货物为禁止出口货物。其他出入口货物，则视对敌我利大利小，分别课以轻重之税。对于违反政府法令，私自贩运者，一经查出，区别情节，予以罚款和治罪。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和奸商的破坏、扰乱，促进了根据地商业贸易的发展，保证了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

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以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根据地的商业系统有公营、公私合营、私营和合作社商业。他们在公营商业的领导下，分工协作，各得其所，各根据地一般都先后成立了贸易局，领导商业贸易事宜，普遍设立贸易栈，并在若干重要村镇都设立贸易办事处。公营及公私合营商店的业务范围主要是：采购批发及零销根据地内外各种军需民用必需品，并购集土货，办理输出业务。它们是商业贸易系统中的骨干。私营商业几乎全部为中小商人，且小商贩占绝大多数。根据地政府允许他们合法经营非违禁商品并赚取适当的利润。在不违反政府法令的前提下，根据地政府奖励私人商业，扶助中小商人繁荣市场，允许根据地内外商人和百姓在根据地内部自由贸易。私商的发展，弥补了公营商业的不足。

（三）发展合作事业

发展合作事业，是发展根据地全部经济的重要环节。合作社组织包括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形式。它是一种群众性的协力互助的经济组织。它的集股，完全出于群众的自愿。其宗旨是：增加生产，活跃市场，平定物价，改善民生。由于合作社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广泛的群众性，从一开始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和根据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例如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39年颁发了《合作社暂行规程》，1940年边区银行发放了300万元的合作贷款，并训练了200多名干部，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从而大大推动了这一组织的迅速发展。其北岳区在1938年仅有合作社14个，到1940年发展到合作社4120个、社员498478人，股金10184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