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弹和榴弹都从上空中飞过去了,可是有时,一分钟工夫团里就损失好几个人。阵亡的不断被拖走,受伤的则被抬走了。
随着每次新的攻击的来临,还没有被打死的人的生存机会越来越少了。团以三百步距离排成纵队营,虽然这样,全团仍笼罩在同一情绪下。全团人一律沉默不语,面色阴郁。队伍里很少有谈话声,即使有人谈话,一听见中弹声和喊“担架!”声,也就停下了。大部分时间,全团人遵照长官的命令坐在地上。有的摘下帽子,专心地把褶子抻平,然后再折起来;有的抓一把干土,在手心里搓碎,用它来擦刺刀;有的揉一揉皮带,把带扣勒紧;有的把包脚布仔细抻平,然后重新把脚包好,穿上靴子。有些人用犁过的地里的土块搭小屋,或者用麦秸编东西。大家都好像全神贯注在这些事情上。当打伤或打死了人的时候,当成队的担架走过的时候,当我们的队伍撤退的时候,当大批敌人在烟雾中出现的时候,谁也不去注意这些情况。可是当我们的炮兵、骑兵向前面走过去时,当我们的步兵向前移动时,赞许的声音却从四面八方响起。但是,最能引起注意的是那些与战斗完全无关,完全不相干的事。好像这些精神上受折磨的人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上,就可以得到休息似的。一个炮兵连从团的正面走过,一辆炮兵弹药车拉边套的马迈出了套索。“嘿,瞧那匹拉边套的马!……把腿伸进去!它要跌倒了……哎呀,他们没看见!……”全团都在喊叫。又有一次,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一只褐色的小狗,它把尾巴翘得高高的,满怀心事地迈着小碎步,跑到队伍前面,忽然,附近落下一颗炮弹,它尖叫一声,夹起尾巴,跳到一边去了。全团的人哄然大笑,发出尖叫声。但这种开心的事只延续了几分钟,人们在不断的死亡恐怖中不吃不喝地站了八个多钟头,苍白忧郁的面孔愈来愈苍白忧郁了。
安德烈公爵也像团里所有的人一样,面色苍白而阴郁,他背着手,低着头,在燕麦地旁的草地里一个田垄一个田垄地走来走去。他无事可做,也无命令可发。一切都听其自然。阵亡的人被拖到战线外面,受伤的人被抬走,队伍靠拢起来。如果有士兵跑开,他们立刻就赶回来,起初,安德烈公爵认为鼓舞士气,给士兵作一个榜样是他的责任,所以在队伍里走来走去;但是,后来他认识到,他无须教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教他们的。他和每个士兵一样,全部的心力都在努力避免想象他们处境的危险。他在草地上来回走动,慢慢地拖着两只脚,蹭得地上的草沙沙作响,眼睛盯着靴子上的尘土;他有时迈着大步,尽可能踩上割草人留下的脚印,有时数自己的脚步,计算走一俄里要经过多少两条田垄之间的距离;有时采几朵长在田垄上的苦艾花,放在手掌上揉碎,然后闻那股强烈的甘苦香味。昨天所想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了。他什么也不想。他用疲倦的听觉细听那总是同样的声音,分辨枪弹的尖啸声和炮弹的轰隆声,看第一营的士兵那些已经看厌了的脸,他在等待着。“它来了……这一个又是冲我们来的!”他谛听着从硝烟弥漫的地带发出的越来越近的呼啸声,心里想道。“一个,两个!又一个!打中了……”他停下看了看队伍。
“不是,飞过去了。不过这个打中了。”他又开始走来走去,极力迈大步,要用十六步走到另一条田垄。
呼啸声和撞击声!离他五步远的地方,一颗炮弹炸开了干土,然后就消失了。他不由地感到一阵寒冷掠过他的脊背。他又看了看队伍。大概又有许多伤亡:在第二营聚集着一大群人。
“副官先生,”他喊道,“命令他们不要聚集在一起。”副官执行了命令,然后是走到安德烈公爵面前。一个营长从另一方向驰来。
“当心!”可以听见一个士兵惊慌的喊声,一颗带着呼啸声疾飞的榴弹,有如一只向地面俯冲下来的鸟,落在离安德烈公爵两步远的营长的战马旁边,发出砰的一声。那匹马不管露出恐怖的样子好不好,先打了个响鼻,竖起前蹄,险些儿把那个少校掀下来,然后向一旁跑开了。马的恐惧感染了人们。
“卧倒!”扑倒在地的副官喊道。安德烈公爵站在那儿犹豫不决。一颗榴弹在他和副官之间,在耕地和草地边上,在一丛苦艾旁边,像陀螺一般冒着烟旋转。
“难道这就是死吗?”安德烈公爵一面想,一面用完全新的、羡慕的眼光看青草、苦艾,看那从旋转着的黑球冒出的一缕袅袅上升的青烟。“我不能死,不愿死,我爱生活,爱这青草,爱大地,爱天空……”他这样想着,同时想到人们都在望着他。
“可耻呀,副官先生!”他对副官说。“多么……”他没能把话说完。就在这一刹那,发出了爆炸声,像打破了玻璃窗似的碎片四面飞射,闻得到令人窒息的火药味,安德烈公爵向一旁猛然一冲,举起一只手,胸脯朝下摔倒了。
几个军官向他跑过来。血从右侧腹部流出来,在草地上流了一大团血。
叫来抬担架的后备军人在军官们身后站着。安德烈公爵俯卧着,脸埋在草里,发出沉重的呼呼噜噜的喘气声。
“你们站着干吗,快过来!”
农夫们走过来,抓住他的肩膀和腿,但是他凄惨地呻吟起来,农夫们互相看了一下,又把他放下了。
“抬起来,放下,总归是一样!”有一个人喊道。他们又托住他的肩膀抬起来,放到担架上。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这是怎么啦?……肚子!这一下可完了!哎呀,我的上帝!”从军官们之间传出叹息声。
“炮弹蹭着我的耳朵飞过去。”副官说。
几个农夫把担架搭在肩上,急忙沿着他们踏出的小路向救护站走去。
“步子走齐……喂!……老乡!”一个军官吆喝道,抓住那些走得不稳、颠动担架的农夫的肩膀,叫他们停下来。
“合上步子,你怎么啦,赫韦多尔,我说,赫韦多尔。”前面的那个农夫说。
“这就对啦,好的。”后面那个调好步子的农夫,高兴地说。
“大人吗?啊?是公爵?”季莫欣跑过来,朝担架看了看,声音颤抖地说。安德烈公爵睁开眼,从担架里(他的头部深深地陷在担架里)望了望说话的人,又垂下了眼皮。
后备军人们把安德烈公爵抬到林边,那儿停着几辆大车,救护站就在那儿。救护站是在小白桦树林边塔了三个卷着边的帐篷。树林里停着大车和战马。马正在吃饲料袋里的燕麦,麻雀飞到马跟前啄食撒下来的麦粒。乌鸦闻到血腥味,急不可耐地狂叫着,在白桦树上飞来飞去。在帐篷周围两俄亩的地方,一些穿着各种服装的、血渍斑班的人们或卧或坐或站。伤员周围站着许多面色沮丧、神情关注的担架兵,维持秩序的军官怎么也赶不走他们。士兵们不听军官的话,仍然靠着担架站在那儿,好像想要了解这种景象的深奥意义,他们聚精会神地观看眼前发生的事。帐篷里一会儿传出很凶的大声哀号,一会儿传出悲惨的呻吟,有时一个医助跑出来取水,指定应当抬进去的人。在帐篷外等候的伤员们发出嘶哑的声音,他们呻吟、哭泣、喊叫、咒骂,要伏特加酒。有些人昏迷,说胡话。担架兵迈过还没包扎的伤员,把团长安德烈公爵抬到一座较近的帐篷,停在那儿听候指示。安德烈公爵睁开眼睛,好久弄不明白他周围是怎么回事。他记起了草地、苦艾、耕地、旋转的黑球和他那热爱生活的激情。离他两步远,有一个头上裹着绷带、黑发秀美的高个子军士,他拄着一根大树枝站在那儿大声说话,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他的头和腿都被子弹打伤。他周围聚集着一群伤员和担架兵。正热切地听他讲话。
“我们把他狠狠揍了一顿,揍得他丢盔弃甲,屁滚尿流,连那个国王也给抓住了!”那个军士一双火热的黑眼睛闪着光,环顾四周,喊道。“后备军要是及时赶到,弟兄们,准把他全给报销,我敢向你担保……”
安德烈公爵也像讲话者周围的人一样,用闪光的眼睛望着他,感到了欣慰。“不过,现在不是一切都无所谓了吗?”他想。“来世会是怎样?今世曾是怎样的?我过去为什么那样留恋生命?在这生命中有一种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明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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