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钱能当得了吧?”
每个字眼里都吐露着一种恶意——就是:“你多嘴,就立刻滚出去!”
头一两次,我把东西递上去以后,还离开柜台,退后一两步,仰着脸,立起脚跟,看看他的脸色,希望他能多给我当些钱。后来,我简直不敢再望他了。
我几乎每天要进当铺受这样的晦气。那时心里不禁反复地想:“这比坐监牢好些吗?”
家里日常吃的米面,都是在一家杂粮店里赊取。这家杂粮店的字号,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地址在保定府东门外,正对着城门,因此外号就叫“迎门冲”。掌柜的姓米,人都称他小米。这位小米先生做生意,那种精奥巧妙的手段,真叫你不能不叹服。我们赊用的粮食,都是暂时不付钱,按日把账目记上折子,日后再算账。这样的办法,表面上好像小米先生吃了亏,可是实际上他却大施其剥削手段,比较现钱交易还要赚的多。每次在他店里取了面粉,分量总是不够头,拿回来一称,一斤至少要短二两。至于小米,不仅分量不够,并且还掺杂了很多的沙子。我们明知他巧妙的剥削方法,但是只有忍受,不敢和他理论。原因就是:我们拿不出现钱来买东西!除了赊取粮食之外,我家日用零钱也在他店里挪用,这也是叫人气愤的事。因为在他店里取的是大串钱,他就弄些小钱掺杂着,我们也看不出来,等到取回家,把钱串拆开来用的时候,三个钱的醋,四个钱的油,那些小钱就没法花得出去。花到最后,剩下的一些小钱只好白白地扔了。到了月杪,饷下来了,白花花的银子再给他送了去。
在康格庄,我的母亲戒鸦片时的那种痛苦的情状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父母早年都染有鸦片烟的嗜好。这在清末,已成为一种最普遍的风气,尤其是军政界,简直无人不吸。那时鸦片虽然便宜,可是我父亲每月只有十二两银子的饷,维持全家日用必需,已经就捉襟见肘,当然难有余力来负担一笔鸦片烟的开销。不得已,父母下了极大的决心,决计要戒烟。
戒鸦片烟的苦痛,我真看够了。开始戒的一两天,父母筋骨都感到疼痛,卧在炕上,像害了霍乱病一样,呻吟呕吐,不住地转侧翻腾。他们眼角里含着泪,清鼻涕不断地向外流,哈欠,寒噤,连续地发作。端起碗来呷一口水,两手就颤抖得厉害。一直闹了三四天,才能稍稍安静一点,但也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衰弱不堪了。记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简直疯狂了一般,仰卧着也不合适,坐起来也不舒快,左翻右转,怎么样也没有是处。那种痛苦难熬的情状,叫人看了不寒而栗!他们难受得无法可想,就横卧在炕上,把腿伸出来,令我同家兄两个人每人拿一根捶布用的木棒槌,各按着一条腿去捶。捶半天,筋肉才觉得舒展一些,精神也能安定一些,这才勉强合上眼,睡一两个钟头。从这里,我就深知道鸦片烟的可怕,以后我看见鸦片烟就要发恼,比看见仇人还气恨,从心里起一种不可遏止的憎恶之感。
父亲信仰佛教,到晚年尤其诚笃。家里正房的中央悬着一幅白布绘的观世音像,两边蒙着白布幔,中间只露一块斜窄的三角形的空隙,从这空隙处,仅能看见观世音的下体。黄布幔的上端,还横蔽着一条黑布帘,底下拖出两条绿布飘带,衬托得异常精致。每到初一、十五,或特别的祭节,父亲即穿上开衩儿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在佛像面前行三跪九叩礼。每次看见他行礼,我心里总觉着奇怪,心想这是什么事呢?有时父亲行完了礼,仍不起来,趴在那儿,把头伏在地上,嘴里叽里咕噜不住地念诵,声音特别微细,辨不出念的是什么话,弄得我莫名究竟。有一次我实在闷不住了,轻轻地走到他背后,侧耳偷听,才听见了下面的一段话:
第二章康格庄(4)
“祈求老佛爷大发慈悲,救苦救难,保佑一家平安,升官发财,一顺百顺。”
念完了,就在地上砰砰地连磕三个响头。
他在家里,闲常没事就在炕上打坐,盘起两条腿,像弥勒佛一样,手里拿着一串佛珠,来回没遍数地数着。一天下午,他从营中回来,又到炕上打坐,这时母亲突然叫喊起来:
“蛇!蛇!”
我蓦然一瞥,一条七八尺长蜡黄色的毒蛇,正沿着南墙根爬去,骇得母亲手忙脚乱,慌张地向外跑,我也未及细看,随着母亲一同跑了出来。
父亲真不愧为佛门弟子,的确有点儿镇静的功夫。母亲惊惶失措地呼喊丝毫没有扰乱着他,他依旧安静自在地坐着,慢慢睁开眼睛,向那条正在爬行的蛇望了一望,而后不慌不忙地站起来,穿上大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开始向那条蛇焚香叩头,同时嘴里还不住地念着:“阿弥陀佛!”
原来他竟把这条毒蛇当做了财神爷。财神爷居然进了家,他相信完全是他终年祈祷,感动了佛爷慈悲心肠的缘故。他的虔诚信佛,不是白费的了。
从那天起,他就在连接正房东端的两间小房里设立了一座财神牌位,每天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每到初一、十五,替佛爷上供;初二、十六,就给这位财神爷上供。一家人常年在多神教里过日子。
戒烟以后不久,母亲就病了。那时我年岁还小,她生的什么病,也弄不清楚。只记得她因为家里煮的面条吃着没有味,叫我到保定府城里玉美轩去端面条,并且顺便请来一位姓宋的大夫。这位先生据说是专门针灸。到了家里,医生照例必须有的“望”、“闻”、“问”、“切”四步手续也没做,他就从腰里掏出一根九寸多长的银针,也不消毒,也不揩拭,对准母亲胸部一直刺了下去,刺得很深很深,看去快到后胸,停留了好久,才拔出来,——怎么能刺进胸口里去呢?真是怪事!直到现在,我还莫名其妙。
俗话说:“炕上有病人,不得不信神。”我那时年纪小,每天受着迷信空气的熏陶,而且又一心希望着母亲的病快好,于是许多迷信的勾当我都愿意扮演。比如在家里烧香祷告,远远地向着真高庄的刘爷庙叩头,我都虔诚地照做。往往搬一块砖头放在面前,就在那上面叩头许愿。
我在院子里从黄昏一直叩到半夜,四肢渐渐地不能动了,脑袋疼痛难忍,像要胀裂似的,前额上突出了一大块,好像另外生了个脑袋。母亲的病不消说并未因此减少分毫。对于神的信念,这是第一次在我心目中起了动摇。庚子年义和团起来,八国联军打到保定,刘爷庙遂被毁掉。它的无边的法力,也一旦竟降伏于洋大人之手!可是听说现在又有人重新把它修建起来,恢复昔日的盛况了。
母亲死了,照北方的风俗在家里停灵三日。“接三”的那天,才到安徽义地找了一块地方安葬。说起义地,我还记得当日家里的悲苦情况。母亲死后,家里一文不名。我同家兄终日啼哭,父亲虽几经筹思,也是一筹莫展。后来实在无法可想,才决定葬到义地里去。当时假使稍微有一点儿办法,是绝不会把母亲埋到那里去的。以后我一想起这件事来,就觉着如芒在背,坐卧都感到不安。民国十一年,我从河南回到保定,才把母亲的灵柩从义地起出来,同父亲的灵柩合葬于保定府西北新茔。几十年来的宿愿,这才得以偿还。但这也恐怕是多余的罢?
我的家庭给予我的影响固然很大,但同时整个的康格庄的环境影响我的地方亦复不小。在这里,我觉得也有一述的必要。
康格庄的居民大约不下二百余家。讨饭的人虽然少见,但大部分都是穷苦的。他们大都以农为生,其中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为最多。每家土地多在十亩上下。做生意的人这里很少。贩卖油盐酱醋,算是村内惟一的营业。儿童玩具以及妇女用品,在康格庄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