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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分手与身后（第1页）

自有莫干农村工作而后，我们除“白云山馆”外，又多了一处乡居的家——庾村的“文治藏书楼”。藏书楼一共四楼四底，是庾村建筑物中惟一请正式工程师设计，且是砖墙之屋。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的冬，膺白最后一次度岁在此屋内。我们日常用其楼上一间卧室，楼下一间书房，和一间宽长大阳台。这间大阳台有门、有窗、有壁炉，光线甚好，是我们用得最多的坐起间。炉架上挂有大幅“怀抱思亲图”，两旁有膺白的《怀抱思亲图记》和章太炎先生的《文治藏书楼记》，两文均录在上面《莫干山》章中。另外有庄恩缄（蕴宽）先生书赠的一幅立轴曰：“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岂能为人作轻重！”膺白甚喜此语意，亦挂在一边。

阴历正月是吾家俗事最忙期间：初七是膺白父亲友樵公忌辰，初十是我生日，二十八是膺白生日，三天都有亲友来聚。其他的日子我们过得很呆板。自民七（一九一八）在天津，我为膺白抄书，同在一间书房，我没有书桌而在茶几上誊稿。以后我总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一张习惯的书桌。这次在藏书楼，我们又回到十几年前情况——一室对坐。有一张大书桌，两面抽屉，可以各用。上午不出门，午饭后膺白睡午觉，我同郑性白接洽学校的事，与王大纲斟酌可以代复的函电。膺白睡醒，我们同出散步，到莫干小学和先生们聊天，或看学生们比球。庾村的壮丁训练，包括学校教师在内，膺白看得很认真。在他心里，有事时可以人自为战，无事时锻炼体格，保卫乡里。一次野操，他自己当指挥，走了不少曲折山路。郑性白、王大纲每日最少同我们吃一次饭，有好菜则开酒，多邀几位先生聚餐。我和膺白喜爱的书不同，习惯亦不同，这次似有天意，他最后看的一部书《朱舜水全集》却与我同时同看，且同属第二遍。以前我们看过汤氏刊的铅印本，这次是日本木刻版，书系张水淇君所赠。其中《阳九述略》一篇，痛述明末秕政，以古喻今，不胜懔懔。文中有“有无土之粮，有无粮之土”的话，我们身在其境的藏书楼基地，即是一块苦游兵斫柴，无出产而须纳粮之地。当时性白提起地主要卖，彼意二百元可以买得，岂知问地主只索价一百五十元，遂照价成交。

膺白每次入山小住，体重必稍有增加，这次在庾村几个月，不加重而反日形消瘦，有时胸部忽然剧痛。去年，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的暑假在山上，有人兜售健康常识一类书籍，我买了一本，见有两种病症，患者十分苦痛，求速死不得，一为吸血虫，一为癌。我曾私向莫干小学校医陈君问癌症现象，陈君告我无端消瘦是一种。至此我非常忧疑。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四月初，熙治放春假来庾村，假满我托辞送她返沪，实在是去与十年来常为膺白看病的冯五昌医生商量。临行我请膺白到杭州候我，作西湖几日游。我到上海见了冯医生，他在第一个星期日同我到杭。车上我问他倘属癌症则如何，他说只有延缓其进行。我要求他如病情严重，勿告本人。不知我如此暗托冯君，后来君怡、伯樵、仲完等亦私下托他，连我勿告真相。冯君要膺白返沪检查身体，几个星期的检验，由冯君与沈成武医生主持。须化验之物，均由我亲手装置，每次预先接洽两处化验所，以防误时误事，常天不亮起候。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的夏天，我们仍到莫干山，膺白已不能出门散步。他平日并不易动感情，病中忽然神经锐敏。我与大纲约好：报章、函电不愉快的消息均藏不令见。心知其念某人，则辗转暗示请通消息，有不便，则假为设辞，移转其目标。我不能治其病，务尽力慰其心。不同境者，不能知也。山上的人，闻膺白病，各以信仰为之祈祷。有一老工头王有芳，是山上安庆工人中最年长最成功的一人，一日，手捧清水一碗，走到吾家，说是集若干人若干日供佛之水，请膺白喝。膺白感其至诚，煮开后喝下。八月下旬的一日，膺白忽发热，我电请冯五昌医生来，冯力主回沪，他陪我们同下山，黄伯樵先生为准备一节由杭州到上海的小包车。伯樵时为京沪、沪杭两路局长，我们得到人情的照顾，从来没有坐不买票的车，这次以及后来送膺白灵柩回来均然。杭州城站站长借自己的洋车，免膺白走车站一段长路，洋车直拉挂车门口。五舅葛湛侯闻讯，在杭州上车同行。在火车上，膺白不肯躺下休息，一路和冯君及五舅谈天。他知我连日栗碌，要我在车上卧房小睡，我岂能睡着！静静中听他们谈话，膺白说话的条理清楚，仍如平日一样。

我家平日不大请外籍医生，我们都有心将健康信赖本国人，亦有点拥护本国医生心理。上海、北平等大埠，自然形成外国医生是第一流现象，而本国人则居次要。这一次，到家的次日，张公权先生请来他所熟知的中外名医。有的独诊，有的会商，其中德医诺尔、美医米勒、中医颜福庆均疑为癌，事系绝症。伯樵的朋友熟识一个奥国医生普鲁士，请来诊断，问病者是否爱好犬马，近时期中有否跌交之事？恰巧膺白爱马亦爱犬，他骑马屈左手拉缰，年来左臂患关节炎，数月前在庾村骑马，忘其左手之无力，控制不住而坠马，与普医所问相合。普君断为一种泡虫病，犹可医治，我切盼其然。遂即日入宏恩医院，准备割治，请普医主治，由冯五昌、沈成武两君同诊。我住院相陪，我的房在病房紧邻。医生遍觅泡虫反应药不得，得北平协和医院劳克斯医生着《泡虫症论》一册，遂电协和讯问，得复电本人尚在北平。于是电请劳医生来沪。发电的次日下午五时，劳医生已乘飞机到了上海，不休息，直到宏恩医院。这次向协和请劳医生之事，由袁文钦（良）先生请他任北平市长时的卫生局局长方善夫（颐绩）所办。方君原系协和医院副院长，他知道福开森先生与我家的友谊，福的女儿马丽正服务协和，故同时加电福先生，敦促劳医生之行。

劳医生到宏恩医院即入病室，他的看法不是泡虫，仍决定次日上午开刀，由我们新在宏恩医院认识的沃哈拉医生为助。开刀的结果，确定膺白所患系肝癌症。冯五昌君先出告我，他是我家医生而兼朋友，说话不胜唏嘘。劳医生邀我到别室，告我肝癌系不治之症，生命在三个月至六个月之间，他后来补给我一份书面报告。当时他对我说：膺白是个重要的人，对于国有贡献之事，对于家有关照的话，宜明告之，使有准备。我谢其如此不耽误一刻远来应诊，且如此为病者着想。然斟酌之后，我决定暂不将真相告知膺白。且要求他助我隐饰。他留沪三日北归，以后的诊治由沃哈拉君继续。我虽然在严重刺激之下，仍能体味出一个良医的“服务精神”和“人情味”，感激不止。我问劳医生：病者尚能有如平日之神志清明时否？曰：能。遂要求他三件事：一、请他北返前告诉膺白，病情复杂，相当严重，而勿言不治；二、有可减少病者苦痛之事，请与沃医生接洽，尽所可能；三、请与沃医生约，病者神志渐衰不能复振时，给我暗示，至此我始绝望。劳君一一如我言而行。其来之迅速，其去之殷勤，其为病者在大处着眼，可惜我懦弱，不能尽以告知膺白，这种精神是膺白一生所最忻慕的。

我所以坚决不欲将真病告诉膺白的理由：对于国他应该算已尽所可能了，对于家我还有何事比失去他更重要？未了之事，我愿代了。他的生命还有数月，数月之期在聚首为太短，在告别则甚长。我与他共崎岖、忧患、寂寞二十余年，紧要关头，相知相慰，实维二人。尝不信二人去一，另一人犹可独生。我无论如何达观，对景必有难以掩饰之时，愈说穿将愈不能自制。留者如此，去者将何以为情？在我未有定力，能把握心神之前，不愿他对我有“放心不下”之苦。膺白于生死固看得开，但完全绝望之事，总是一桩打击。其最后在华北一段努力，创痛甚新。尝自言：此番煎熬，至少减寿五年，只求大局稍安，则问心略慰。乃大局愈益混沌，前功尽弃，后患无穷。今知自身已无报国机会，亦将何以为情？故对国事尚无法向之解释以前，亦不愿其有放心不下之苦。

沃哈拉医生每日早晚到病室两次，体贴关切，亦无微不至。早上他要讲点新闻供病者消遣；杨畅卿（永泰）先生被刺消息，他几乎出口，我急以目止。出病房后，他要同我商量，如何使病者快活，我们如何圆谎。一日，他对我叹息说：事有不平，使此人患此不治之症，恨不相识于十年前，犹可与之为友，为之效劳。他是澳洲人，故与英大使馆相熟，一日他在英大使馆饭后回来说，闻大使馆人言：中国此时尚不能无此人，此人是最认识日本的一个。又问我，大使馆人说：膺白与中山先生在同一年龄，患同一病症，确否？我答言不确，膺白年纪轻些。我每日含笑入病室，出则忧且急，我总是存一线之望，最了解又最助我者为医生。我不得已而辞退普鲁士医生，又不得已而辞退冯五昌、沈成武二君。我患伤风，冯医生闻讯即来看我，他是一向知道我伤风症候的人，绝不因辞退他而稍存芥蒂。

沃哈拉医生请医院给我种种便利，可以自由出入配食间，自由早晚煎汤煮药。朋友们送来洋参、石斛我都在那里煮汤，虽仅治标，口干饮石斛甚有效。除病者自己，亲友们见报已都知病状，各方介绍医和药。岳军先生时为外交部长，日本大使馆曾几次推荐医生，此事膺白早经拒绝，屡次试探，他都摇头。一日，黄任之先生电话到医院，告诉我：他听到日本人有法治此症，定要我设法作万一之试，我据实谢绝了他。膺白心中不能平恕日本，这点我不愿再加重他精神上苦痛了。任之先生自己十分反对日本，然电话中反复劝我一试日医，不肯放下电筒。其情是可感的。伯樵的侄儿在俄文报上见有治癌新药，我们百计去求购，此事俞鸿钧先生和君怡都奔走，俄大使馆人回答俞先生，他们想得到，药系为谁，实未上市，不然，岂有不急设法之理。外交部向国际防癌协会接洽一位比国癌科专家，得来电，问中国有无镭锭设备，他可以来沪应诊，以四个月为期。此时南京一个德国医生，由段茂澜先生陪来，我将以前各个医生的报告、医院的纪录，甚至中医的药方，都给这位德医看了。此人懂中文，识中药。我请岳军先生，由这位德医将详情电告那位比国医生。倘以为可治，则不讲诊费，我先尽所有以应，不足再乞助于朋友。倘不能治，则徒劳其往返，且耽搁彼地病人四个月，于心不安。当时我听见南京在讨论这位比国医生出诊费用，故作如此建议。此人接到详细报告书后，亦言无法治疗而罢。各方人情真无有不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