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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战后的莫干农村（第1页）

抗日战后，我最切心而亦最不容缓的一件事，是庾村工作的复兴。我对莫干小学校长郑性白君说，复员必继之以复兴，仅仅维持现状是不够的。我已经看出人民所仰望的胜利复员，轰轰烈烈一时的接收，接收后不进而退，一般国家事业均在走下坡路趋势，心中栗栗危惧。我们这点私人志愿工作，是只可向前，不容停滞的。爱护我的亲友为我担忧；同情这个工作意义的，指导我支持我。由民国卅四年（一九四五）至卅八年（一九四九），庾村从屋破场荒，到有桑有蚕有牛，不但陆续修葺破屋，还添设六间蚕种室，一座牛舍。若做下去，我们的生产所入已足够维持教育，我的农村职业中学计划当能实现。现在不论谁做，事业若存在，心力总不白费。我感谢支持我的亲友们热情、同仁们的努力，琐琐记其事。

民国卅四年的十月，莫干小学在门窗不完的庾村老校舍中复课，昔年干部只剩性白一人。校董会议决慰劳抗战中久于其事的同仁共五人：校长郑性白，教员李雪钧、陈元城，事务员王绍纶，校工江腾才。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因陋就简，学校已经搬回原址，可以象征旧业，其他暂置不问；另一条是急速并加紧生产事业，为学校谋久远之计；我取的是第二条路。第二条略亦有两个方式：其一以依赖当时所谓“善后救济”为主；其二以“自力更生”为主，倚赖救济居次；我取的是后者。换言之，我采用积极以自力推动，由生产以复兴农村，教育亦在其内的方法。

我做这个决定时，并非急遽武断，亦非纯为感情所牵。曾筹之甚久，思之再三。第一，我们这个工作开始时一个宗旨是“报答社会”，我还有可报答的一点凭借，故用自力为先。但我的能力已大非当年可比，不用作生产而只消耗，不过几时，将欲热心而未能。且农村亦急待有活气，故着手不可稍怠。第二，战后福斯生活愈窘，求差谋职更加集中于政府机构，只见“攘攘”，不见“熙熙”。我愈觉得膺白的“人才疏散”“自由职业”的宗旨是对的。他当年以代人谋官为苦事，以助人在社会自谋生活为乐。做农村工作亦带点这个意思，庾村最早三个工作干部都是小机关职员。农村地广，不像都市中“有”与“无”的对比甚显，正是应该及时努力的地区。第三，抗战后常听人“谋安全”，一部分人“安全”，而更多人“不安全”；这安全是不可靠的。我常常说，只有在前进中谋安全，无有在安全中求安全。人心都在思动思变，不变不动只有随着狂澜，或被狂澜倒。我对政治看法如此，对庾村小范围看法亦如此。曾向性白解说再三，维持消极的现状，以一二人为中心是不可能的。他听我言，未尝不以为然。我们蹉跎时间甚多，他不知外面纵有助力，一切须待我们先有其“事”。我此时又常常想起膺白，他在，一定比我做得起主。

我曾做了一件对不起莫干小学的大错，没有考虑一位校董的提醒，将学校基金换成外汇以保值。莫干小学的基金是公债，是膺白所定，含义甚重，我不忍改。又国家危急之际，我正在劝人买救国公债，岂有将已买之国债悉数出脱之理？这意思曾告之性白，且自壮而壮他曰：“有国家当有莫干小学，有我亦定有莫干小学。”我不是骗他，我有二件准备：其一，袭膺白原议，晚年以家用为校用，曾指爱棠路住宅说：“此屋不知谁是主？”我的意思必要时，我卖屋以供校用。其二，学校有三百亩田，是抗战前最后一年所买，是我一个人争持而得。我们从北方回到山中，常常提到两个题目：一件是战事如不可免，我与膺白将做些什么？上章已述及。另一件是如何维持庾村事业？这时庾村工作已到第四个年头，除学校有足够基金，公共仓库有一笔押米本钱，生产之事都未有出息。我们顾虑这点工作，更顾虑同人的生活。膺白曾想到为同人储蓄，那时我们都未见到社会保险制度，他所想者有类于此。何所依据？目的若干？我不详知。不久他病，此事未曾实现。当我们讨论战事及同仁生活时，我心中比膺白实更多一层隐忧，我看到他的健康一天一天在下去；他死，我还没有把握如何活下去，万一我亦顾不到同仁时则如何？我忽然想到买“学田”。黄家的祖先虽曾富有田产，膺白手里没有一亩田，原则上我们都反对买田收租。我提议买“学田”，膺白不赞成；自有庾村工作以来，他诫不与乡民争利，我们的宗旨想造福，如何先夺人有用之物？可笑之至，我们要办农场，而所购尽荒山瘠地。这点，性白很同情膺白的主张。我在膺白自己写的书里看到了：战事一起，交通阻、物资缺、币值跌的情形。亦亲眼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重货不重币状况。我说：吃得饱然后站得起，三百亩田不算大地主，而十几个同仁以米计薪，可不忧冻馁。就地有粮，减我们后顾之忧，教育乡人下一代，即是为他们，而不是争利。议既定，由性白零星收购，皆入莫干小学户。最后一笔田价，膺白已病重，我在医院开支票，袁文钦先生适至，说：“一个小学的开销如此！”我告知他这个就里。我随时准备膺白死而我亦不能活，尽可能的安排。开始一件事，而不谋“继后”之计，是膺白所最警诫的事。

这件将功抵过之事，在抗战中维持莫干小学五六个年头。手边还有关于此事的信底，我致性白信曰：“学校倘实在困难，只好再紧缩，量入为出，数年来弟与云均问心不愧矣。弟尚忆当年膺公病前病中，云万忧百忙，必欲促成买田之事否？盖早料基金不能用，汇兑不能通，云力不逮之万一也。（卅二、六、二）”性白来信曰：“基金债券尚存原行至慰，惟全部券值已不敷一年开支矣。买田事为弟在校中对人乐道者，岂能忘怀？若非吾姊用心久远，则弟虽欲守此不去亦不可得。（卅二、六、十七）”

八年之战，性白在山上维持莫干小学到七年半，白云山馆作了校舍。最后有军队上山，他停课离去，学校积存米谷，我个人留山衣箱，被劫一空。我的私物，当时比较值钱者，有一箱皮货，一箱老式缎匹在北京旧货摊所买，曾几次请他卖去以充校用，而他不肯做。他在桐庐得讯甚懊恼，我请大纲去函慰他，他回信说：“在桐接肖才兄转来大札，承云公嘱勿懊恼，但七年来仅存什物，今见其尽入人手，且若秋收前不得返山，则本年及去年所存米谷损失，岂能无动于衷耶？云公能忍痛相慰，感也何如！惟弟不知何以慰云公也。绍纶来时，谓兄寄山一函，告云公有返山意，肖才兄处环境尚幽美，有来此小住意否？内子颇思来沪相迎也。（卅四、七、十二）”此距美军在广岛投原子弹，日本全面投降，不过月余，亏一篑之功，他更为懊丧。此非他责任所能及，在浙西自由区前线一个山头，很少有人像他那样长期努力的了。他的太太雪钧之勇敢，助成其毅力，尤不可及。我欲返山，非为避地，想接他力，支持此工作。

我个人，尤其感激他夫婿一件大功德，保存我的文件。这文件后来又经一次不得已之淘汰，由仲完带至香港。当我匆匆整理，每弃去一份，念念对不起性白夫妇。我今写稿所凭一点信证，都是他姊弟夫妇之力。民五（一九一六）黄克强先生一封信，则战后我与熙治第一次到山，她收十残书，我在地下破堆中发见此信，真劫剩也。

莫干小学校董会本为庾村工作的发动机与负责中心，战时，性白在山，我在沪，校董会实际只我和他二人。他为前站，我作后台，他的助手是他太太李雪钧，我这边帮着奔走调度者是王大纲。有在战时病故的几个校董缺额须补，我即请大纲、雪钧加入。膺白始终要本地的人参加本地的事，他请过三位村长，一位本村读书人为校董，四人都已去世。我亦欲渐渐将事业交给本地年轻一代的人，第一步延揽校友参加校董会，使校友参加所喜欢的工作。第一个在大学毕业而已经任事的陈秀达应首有资格，经同仁商讨后，决定再待一年，迨其更为成熟；秀达在战后第二年参加校董会。

我在校董会提出一项原则的改动：以前是“通过学校以提倡生产”，今后要“着重生产以维持教育”。战后农村凋敝，必须从生产恢复元气，为莫干小学本身，亦不得不以生产为基金所寄托。币不如货，大家已得到经验。我的力量非可源源不绝，亦深自感觉，这点最后有限之力，必须用在生生不已的事业上，方不落空。此时恃租米度日，米且极吃香，然只能作过渡之计。收租原非心之所安，土地改革实行终有其时。田归耕者，专家所拟有七年办法，我校董会亦曾草拟五年还田方法：五年内请佃户交足租额，可能则多交一定的量，至其他生产足以维持学校，则学校不再收租，亦即不再有田。以上这些，不仅是我心里急切的盘算，亦属时势所必至和必要。我疏忽了一件事，没有顾到性白的辛苦。

我同性白恳谈：复兴必须有计划，而首在于得人；生产事必须访求专家，留得住专家同我们在一起。生产事业我完全外行，将仰赖吾舅葛运成（敬中），听其指示，此时尚在昆明未归。我们讨论到吸收新同事，亦提议请得力的旧同事回来，他都同意。旧人中杨肖才、祝书霖、张竞心都对工作有志趣，我们一一提到。最后以为竞心最可能亦最适当，若竞心回来，则学校内部之事，可以举重若轻。而性白得分身为全盘之设计，修葺旧物，整备新事。庾村每一片场、一所屋、一个人，他无不熟悉，多所经手。

竞心是性白以外惟一膺白所物色的同事，在同事中最喜读书，自他到校，同事的读书兴趣都增加，我们办临时中学，多半是他的力。抗战前一年，浙江省政府拟仿广西乡村政教合一办法，委托莫干小学校长兼莫（干山）庾（村）区区长。性白兼了区的事，即由竞心代校内的事，当时尚系膺白主持校董会而如此决定。竞心随临时中学到武康后，在战事末期任浙西行政公署秘书，曾函大纲，介绍一条水路，必要时我可坐船离沪，转往西南。胜利后，行署接收嘉兴，是我故乡，他亦来信，知其将往福建救济分署任事。我与性白商定请他回庾，即由我写信邀他，他立即答允。竞心与肖才均系莫小干部，曾告我随时可应召而归。肖才的太太，离庾村时不甚愉快，故我与性白决定邀竞心时，性白尚以其不受家庭影响，为容易相处一个理由。我们初办乡村工作，为使家庭能常住乡间，发生同样兴趣，且裕收入，故鼓励家眷同做事；这个想法后来事实是失败的。膺白去世，战后我亦不能常住乡间，少调剂之力，提醒之功。适因诸事紧缩，人事简化，故无有困难。